在现代社会中,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政策法规、裁决惩处、决策监督等形式管理社会,与公众达成合意,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运转。对于中国而言,一定程度上政策既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衔接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互动的纽带,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政府政策并不总能完整清晰的表达,公共政策“误读”已然成为常态。无论是“住房公积金要取消”,还是“养老保险只需要交15年”,这些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误读”近年来已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误读不仅影响到政策的正常有序执行,而且在社会讨论中由于多方力量的介入极易引发舆论危机并转化成群体事件。这一现实问题长期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学理上的探讨更是不多,本文致力于从谁在误读,为什么误读等基础性问题出发,探究这一“常见却又不常论”的现实问题。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为基础理论框架,梳理了近七年我国比较有社会影响的公共政策“误读”事件32件,综合使用内容分析法、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探究在风险放大的背景下,公共政策“误读”怎样产生,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公共政策“误读”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角色,以期为破解公共政策“误读”寻求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衔接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公共政策“误读”基本现状:即社会保障、交通、教育政策四大方面最易引发公众误读,而媒体误读已成为公共政策“误读”的主要“推动力量”,公共政策“误读”引发舆论由网络向现实延伸已成常态,误读发生周期与政府、媒体态度密切相关。这一过程中政策内容是否清晰、政府政策解读是否及时、媒体政策解读是否准确、利益群体是否恶意炒作成为影响公共政策“误读”的主要因素。研究提出风险的模糊—沟通模式、风险的监督—引导模式、风险的期待—成见模式、风险的利益—炒作模式为公共政策“误读”四种基本模式。与此同时,在风险传播中,政府角色经历了从“被动失语的控制者”到“主动发声的参与者”的变迁,媒体角色经历了从“传声筒”到“引路人”的角色变迁,公众角色经历了从“乌合之众的从众者”到“众声喧哗的参与者”的变迁。最后,采用“参与式治理”入射角作为化解政策误读的建设性尝试,提出三重角色建构思路。公共政策“误读”是风险社会沟通与互动中的常态,因此政府、媒体与公众在此之中的角色建构也是一个常态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参与式治理“的理念,更需要政府、媒体、公众的协同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