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人口的跨国境流动正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自己的国籍国而迁徙到居留国生活。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移民权利及其实现问题,这些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便将移民权利写入其中,赋予移民有迁徙自由的权利,但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本身就对移民权利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道德层面上移民有进入某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是其并没有规定国家对移民的有接纳的义务。人们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是一回事,如何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当今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通过法律确认和保障赋予移民进入其国家的权利,有的国家还基于人道主义赋予移民类似于公民的权利。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在奉行人道主义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本国践行人道主义的能力或者是不能很好地评估本国人道主义能力问题,从而导致国家本国公民权利与移民权利冲突问题。因此,移民权利的实现是一个关乎移民与居留国关系的问题。对于移民权利的实现问题,学界讨论大致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是消极的移民权利观,一是积极的移民权利观。消极的移民权利观主张限制甚至拒绝移民进入居留国,理由有二,一是移民的加入可能会使得居留国文化的独特性受到冲击,因此,居留国应该尽可能选择接收文化背景差异小的移民,这样才不会由于移民进入而产生文化价值冲突;二是移民的进入会影响居留国国家安全和本国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因此,居留国应该拒绝那些具有安全隐患的非法移民进入,甚至考虑到本国公民的福利,应该严格控制移民进入。积极的移民权利观主张宽松的移民政策,强调迁徙自由,其论证逻辑有三,一是平等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论是一国公民或是外国人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二是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过度限制乃至拒绝接收移民是对移民权利和本国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是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消极的移民政策会限制移民的流动,导致社会效率低下。不论是消极的移民权利观还是积极的移民权利观,都是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和移民的关系,这种分析路径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家对移民的容量和国家的各种相关成本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借助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将居留国与移民视为理性、平等的契约双方当事人,充分考虑移民的进入或接受对于双方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籍此提出居留国与移民都能接受的移民政策,以实现移民权利。契约理论是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它是在特定交易环境下来分析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与结果,其往往需要通过假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交易属性,以及建立模型来分析问题并得出结论。基于契约理论来分析移民权利的实现问题,是将移民与国家置于平等的地位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移民和国家双方基于平等的原则自愿达成类似于“契约”的协议,国家赋予移民权利,大部分原因是为了给予他们一定的激励:进入该国工作、学习或是长期生活。与此同时,国家赋予移民权利也是有所考量的。在和平与经济繁荣时期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移民政策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在国家处于战争或是经济衰退时,国家可能并不欢迎移民的进入甚至想要驱逐移民,所以各国更倾向于制定灵活性的移民政策,因为这样方便他们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以改变政策。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这种灵活性的移民政策,从而赋予移民最小的权利,那么会使得各国移民在进入居留国时失去充分的动力。所以,移民和国家之间需要寻找一种双方都可获益的一种平衡来完成契约,以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同样面临着移民权利实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中国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许多外国人希望进入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外国人非法进入中国并在此居留。这一现象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家面临着移民进入国境所付出的成本和获取收益的平衡问题,也面临着怎样保障外国人移民权利的问题。在移民权利实现的实践中,中国政府面临着退出权、亲属团聚、劳动市场、双重国籍和难民等移民问题,经济学契约理论为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中国应该结合成本与收益,对移民权利的实现予以理性考虑。在移民退出权问题上,应当建立移民承诺制度,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国家花费过多的成本;在移民亲属团聚问题上,应当建立移民配额制度,这样在帮助移民在中国实现亲属团聚的同时,将每年的亲属团聚名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在劳动市场问题上,应当建立技术移民制度,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中国;在双重国籍问题上,承认双重国籍利弊均有,应当慎重的考虑放开双重国籍;在难民问题上,中国有难民接收实践,如今也成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对难民问题进行管理,但是一直缺乏专门的难民甄别程序,因此,尽快建立专门的难民甄别程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