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沱川余氏乡约》和《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等为主体分析文本,辅以方志、族谱、文集和档案等史料,在梳理明清婺源讲约活动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考察了明万历朝婺源士绅余懋衡的讲约活动和清道光朝教谕夏炘的讲约实践,探析了明清婺源乡村讲约活动的实际状态和历史演变,揭示了明清士绅、地方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机制。讲约是明清乡约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婺源讲约大致起始于明嘉靖年间,一开始由知县组织,随后余懋衡等士绅亦积极响应,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并举的态势。清代婺源讲约都由官府主导,形成了知县负责县城、教官于每年十月份轮流前往四乡讲约的惯例。士绅如非特殊情况如受官府委托,则基本退出这一领域。清代婺源的讲约惯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形,即县城讲约实际上由约保操办因而有时成为具文,乡村讲约反而因学官的实力奉行成为常态。清代婺源教官对乡村讲约态度积极,抛开个人因素,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与明代只强调教官教育生员不同,清代中央政府还强化了教官以宣讲教化百姓的职责;其二,乡村讲约能给学官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清代、民国江浙一带方志也有不少有关清代知县、教谕积极推动乡村讲约的记载,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知县负责县城、教官于每年十月份轮流前往四乡讲约”惯例可能为婺源所独有,但在知县、教官对讲约的积极推动方面,婺源应该不是个案。以往对于乡约的研究基本上关注的都是地方社会秩序化的问题,明清婺源乡村讲约的历史经验令我们注意到另一个面相,即讲约活动为地方官和民众提供了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地方官借此体察民情、结交绅民,会讲因而成为联结地方官和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