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0年里，Lakoff和Johnson等隐喻学者所提出的“隐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是一种主导人类思维的认知机制”的论断已得到广大学者的普遍认同，并通过了大量语言实例的验证。但是，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如果“隐喻不是一种修辞方法，而是一种思维方式”(Lakoff,1993:210)，那么隐喻能够而且应当在语言之外的其他交际模态中得到表达，如图片，音乐，手势等。此外，如果针对非语言隐喻实例的研究无法得到有力的证据，那么学界所宣称的“人类隐喻性思维”(Forceville&Urios-Aparisi,2009:4)这一论断将被推翻。基于上述原因，以Charles Forceville为首的大批学者冲破纯语言隐喻的束缚，提出了非语言隐喻和多模态隐喻的概念，开启了全新的研究领域，以期进一步验证概念隐喻理论的合理性并探究多模态隐喻所独有的特征和规律。平面公益广告综合运用了语言和图片两种模态，包含着丰富的隐喻，为本文多模态隐喻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语料。本文以Max Black的隐喻互动理论为出发点，借鉴Jakobson交际模型中的六种交际影响因素（信息，代码，媒介，语境，发话者，接收者）并进行整合和修正，提出了识别和解读多模态隐喻的理论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基础对健康和安全类、反腐倡廉类及社会公德类汉语平面公益广告进行了案例分析。分析过程主要围绕任何隐喻研究均需予以解答的三个问题展开：（1）该隐喻的两个域（源域和目标域）是什么；（2）这两个域中哪个是源域、哪个是目标域；（3）哪个（些）特征从源域投射到了目标域。该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研究所构建的多模态隐喻识别和解读模型是可行的。第二，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文字—图片类多模态隐喻的模态分布受到源域和目标域的具体/抽象程度的影响。第三，同语言隐喻类似，多模态隐喻的构建和解读不仅具有体验性而且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且文化元素的使用与公益广告的话题和关注点有关，话题和关注点的文化特异性越高，在相关隐喻构建中使用文化元素的可能性越大。最后，对于同一目标域而言，选择不同的源域意味着不同的特征被选择和映射，但上述用于识解同一目标域的不同源域间也存在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