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文本的生成、流传及思想研究

来源 :郑州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sq20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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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是一部重要的礼类基本典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受到学者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其编者及时代、与《礼记》关系、文本校释、各篇内容、研究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20世纪以来上博简、郭店楚简等相关出土文献增添了新材料,提供了新机遇。本文结合传统研究成果及新材料,以《<大戴礼记>文本的生成、流传及思想研究》为题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阐释。  汉仪规划、礼制建构和礼学改革是汉代礼文化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后苍及其弟子戴德、戴圣是礼学传承的中坚人物。戴德生年不早于前99年,卒年大约在前37至前23年间,礼学成就有三:拟定《士礼》十七篇次第、撰写《丧服变除》、编选《大戴礼记》。担任太傅期间,为教导之便从《后氏曲台记》、《礼古经》、《礼古记》、《曾子》、《孔子三朝记》、《荀子》等文献中,选择相关篇章加工整理撰成《大戴礼记》,西汉戴德编《大戴礼记》的史实不容置疑。戴圣从《后氏曲台记》、《礼古记》、《荀子》、《曾子》中,选择相关篇章进行加工整理撰成《礼记》。“小戴删大戴说”、“驳斥小戴删大戴说”,均有一定合理性,“增广小戴说”不可信,“增广后苍说”较为合理,《大戴礼记》与《礼记》是戴德、戴圣各自编选的不同礼学典籍。《大戴礼记》在汉仪规划和礼制改革中的作用不明显,但仍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备参资料之一,促进了《仪礼》定本的形成和流传,地位虽不如《仪礼》、《礼记》,但不可或缺。《大戴礼记》现存40篇的成篇时代不同,《夏小正》、《哀公问五义》、《哀公问于孔子》、《投壶》、《公符》等5篇约成篇于战国前期,《主言》、《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子张问入官》、《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武王践阼》、《文王官人》等22篇约成篇于战国中期,《卫将军文子》、《五帝德》、《帝系》、《礼三本》、《劝学》、《曾子天圆》、《本命》、《易本命》等8篇约成篇于战国后期,《盛德》、《明堂》、《朝事》、《礼察》、《保傅》等5篇约成篇于西汉时期。《大戴礼记》与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43种先秦两汉典籍存在内容重见情况,重见类型大致可分为整篇重见、历史故事重见、经传结构重见、语教重见四类,之所以形成重见情况,既有义理和事理相同的普遍性原因,又有因戴德太傅教导职责博采众长融为己说的独特性原因。这些重见比较既有助于《大戴礼记》文本的校勘和说解,为重新校勘整理奠定基础,又可以为上古汉语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还可以加深对先秦两汉的撰作方式和先秦两汉典籍体例的认知。  《大戴礼记》文本有引述、传习、校勘、注解4种流传模式。东汉至明代引述者较多,北周时有卢辩传习,宋元明时朱熹、王应麟、杨简、方孝孺等人多单篇研究。清代戴震、卢文弨、汪中、王树枏、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人专于文本校勘,孔广森、汪照、王聘珍、康有为、戴礼则精于文本注解。通过纵向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大戴礼记”名称的时代变化。“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至少有“大戴礼”、“大戴记”、“戴德礼记”、“礼记大戴”、“礼大戴记”、“太傅礼”等6种异称,每一种名称的背后,都包含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大戴礼记”是名副其实的最规范名称。《大戴礼记》传世版本是13卷刻本,南宋韩元吉最早刊刻。韩元吉刊刻前至少产生过85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13卷本、10卷33篇本、10卷35篇本、13卷40篇本7种版本。卢辩注本的底本是桥仁编选本,汉晋古注和唐宋类书征引时依据的是85篇本,韩元吉将范祖禹藏13卷本与卢辩注本合刻的13卷本是今13卷刻本的源头。  85篇在西晋至北宋之间散佚,40篇从西汉流传至今,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如天道观、为政思想、君子之道思想、伦理思想、文学观等。天地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自然法则是天然合理不可改变的,这是孔子重视天道的原因。礼是天道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方式之一,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礼的设计处处依效仿自然,礼与天道相符合,由此便取得形而上的根据,此为《大戴礼记》的天道观。为政思想侧重于三点,一是要成为合格的君王,成为合格君王既要成其身又要会爱人,二是隆礼,即尊礼、重礼,三是要尊贤重贤,即成身、爱人、尊礼、重贤。为政的终极目标是推行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大夫、士等阶层的行事之道,也是庶人效法和学习的为人之道。上至天子下至庶人无不把君子人格为修身的最高目标。伦理思想至少表现在孝道思想的阐发和伦理观的确立两方面,孝道思想包含有家庭伦理之孝、社会伦理之孝、政治伦理之孝三个层次,伦理观有仁爱观、道德观、男尊女卑观三种。文学观体现在四个方面:包含有语录体、问对体、品评体、铭、祝、谱牒等文体形式;使用了比喻、对偶、排比、顶真、象征等修辞手法,包含有修辞观的论述,例如“言不务多”、“达而勿多”,情文俱尽,是否符合礼义作为评判言辞好坏的标准;包含有一定的文学批评观,如伦理化的自然审美倾向,崇尚质朴,同时又贵本亲用,追求情文俱尽,而关于气的论述是后世文气说的滥觞。  附录收录了研究《大戴礼记》不可或缺的资料,如相关的辑佚文献、出土文献、历代书目著录,辑录的序跋文献,研究论文提要补录(2000年-201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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