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具体考察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到2004年荆门区域的治水实践与国家介入和农民合作的关系，并讨论了个时期治水工作的缺陷性。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经过人民公社化后，国家的强力介入，克服了几千年来农民的组织困境，建造起了无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基本上实现了农田水利化。联产承包制的实施瓦解了人民公社的制度基础，乡村社会建构起了“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在此背景下，国家逐渐从基层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中退出，水利工程单位转变为市场化经营主体，农业灌溉通过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来实现。2002年税费改革后，国家进一步退出基层水利的供给与管理，与此同时，国家继续推进农田水利市场化改革，期望通过市场连结水利工程单位与个体化农户的供水关系。基于全文分析，本文得出四个初步结论：国家介入是乡村水利有效供给的重要前提；不同区域，农民的合作能力不同，从而使不同区域的水利供给状况呈现出差异；在缺乏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的前提下，市场化取向的水利体制改革正日益陷入困境之中；乡村水利的制度安排，必须在国家、市场、村庄三者中寻求最佳的结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