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功利主义自诞生起就充满了争议,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赞成者认为古典功利主义促进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而反对者则认为它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力图以一种普遍的原则或方案来为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确定基础违背了文化多样化的要求。不论是继承还是批判,我们都要从中找到合理的因素,以探索其中的逻辑线索及其可能对我们发生的影响。古典功利主义基本原则将市场经济的困境,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所包含的法治与德治、个体权利和社会选择的思想能够引起我们对社会制度的反思,有利于我们在文化交流上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古典功利主义是以对幸福与至善问题的回答为基本线索,把实现最大效用的目的论设定作为实现最大幸福原则的根本保证,为法律的、制度上的权利确立起一个德性的选择,这一选择的核心就是道德权利。边沁的功利原理以趋乐避苦为前提,讨论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个体的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必然会产生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约翰·穆勒是英国古典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注重从情感心理学上发展功利原理。把功利原则和社会进步、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联系起来。在正义原则中,穆勒看到了道德权利的重要性,人类的福利的实现包含着对道德权利的践行,正义的基础性因素在于功利。古典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以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起到一种智力支持的作用。从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来看,它是市场经济是工业化发展的产物,是区别于自然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从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来考察,存在着欲望与理性的冲突、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其落脚点在于秩序;从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来探讨,政体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好政府的标准在于培养公民良好的品德和智慧,代议制政府的首要原则是从公共利益出发维护个人利益,以人民接受和自愿为其服务为条件。古典功利主义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联系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存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古典功利主义对于中国市场经济道德可提供的资源主要在于解决诚信缺失、分配不公以及信仰缺失等三个问题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分配制度和坚定理想信念等三个环节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