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选题意义元中期的政治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仁、英等朝，武宗朝则比较薄弱。因传统观点认为仁宗、英宗汉化较深，其统治阶段在元朝汉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武宗来自漠北，统治政策偏重理财，聚敛民财，滥赏滥封，不尊选法，大兴土木，通常认为他在元代汉化过程中起了消极作用。且武宗统治时间较短，其改革措施尚未产生重大影响就被继位的仁宗尽数废除，难以作出评价，因此对其研究薄弱。然而武宗时期的改革是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在元朝历史上，亦有其独特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二、新的见解武宗时期尚书省的改革并非只有理财、不及其他，而是涉及到官制、选举、经济、军事、礼制、社会等各方面。改革思想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很明显的汉文化因素，其影响更为复杂，不能简单断定为一次色目人主持的理财改革。总的来看，元代的政治发展以汉化为主流，武宗朝的政治作为在这一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意义。三、研究相关动态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执笔的元代部分中“尚书省的重建”一节，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中“武宗登位与财政危机的加剧”一节，周良霄、顾菊英的《元代史》中“武宗朝的政治”一节，均认为武宗封赏过滥，财政恶化，立尚书省以理财，其措施主要是聚敛剥削，其目的为缓解财政问题，其结果是脱出至元轨道，导致元代政治走向衰败，其原因则是武宗及其政治集团大部分来自漠北，汉化程度低，缺乏政治修养，这种看法受到传统史书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未免有些表面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元代部分中姚大力执笔的“至大惟新”一节则认为，大德后期以来，元代政治经济已在逐步恶化，所以武宗君臣要调整成宗“重简守成”的国策，采取“惟和惟新”的施政方针。其尚书省的改革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但由于其统治集团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使得其政治的宽大流于滥赏，经济的惟新则与至元尚书省理财并无二致，导致了元代政治局面的进一步恶化，这一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但没有结合当时的背景看待武宗采取的政治措施。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武宗朝乱了四年”一节亦认为武宗一朝官爵皆滥、赏罚无常、中宫干政、大兴土木，其原因则在于武宗代表蒙古传统，与儒家思想截然相反。但他认为尚书省的新政实际上是对症下药，并在仁宗朝初年，已经呈现出好的结果，李则芬作为业余史学家，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但其分析失于过简，难免让人觉得结论有些突兀，没有足够证据的支持。陈得芝的《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蒙元时代制度转变关头的三位政治家》，姚大力的《元仁宗与中元政治》均在讨论仁宗政局时，作为背景，涉及到了武宗统治时期的一些措施和社会状况。日本学者野口周一的《元代武宗政権宰相層人的構成関覺书》一文将武宗时期宰相层官员列出一简表，说明其族属，历官等，但基本只引用了《元史》中的材料，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孟繁清的《“至大新政”与元武宗时期的海运》对武宗时期的改革和海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海运江南粮至大都，是元朝政府应对南北经济差异，保障京师用粮的重要举措。桑哥秉政时期，曾出现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元武宗即位后，推行“至大新政”，加强海运管理，提高运粮船户待遇，海运数又逐渐攀升，形成了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二次高峰。陈高华的《元代的航海家澉浦杨氏——兼说元代其它航海家族》和杨志玖《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通过对航海家事迹的探讨，也涉及到了武宗时期海运的问题。四、主要研究方法大量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广泛搜集史料，在同一事件的不同史料的差异中寻找历史的真相。主要使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辅以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文献学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