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创新监管方式,在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学会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此背景下,2013年至2016年间,我国各省陆续开展了“金税三期”的试点工作。“金税三期”系统通过采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信息海量获取和共享,改善了数据方法,能有效预测税务风险,显著提高了我国税收征管能力。在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十分普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与此同时,加强税收征管力度能通过公司治理和融资约束这两条路径,最终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因此,本文首次以“金税三期”政策为切入点,探究“金税三期”加强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论文选取了2010-2019年的A股公司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法与金融理论,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税三期”对企业投资效率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有多大,进一步以委托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为分组依据,进行分组回归以探究税收征管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然后根据企业所有制和所处地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进行异质性分析。为了验证本文的结论是否可靠,我们采用了替换被解释的变量、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去除“营改增”影响、PSMDID回归等一系列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第一,“金税三期”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这种效应有一定滞后性;第二,“金税三期”加强了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缓解企业投资过度问题,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不足问题,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第三,“金税三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本文针对政府和企业双方提出了以下建议。对政府而言,一是要构建互信互助的税收环境。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宣传,并且积极引导企业意识到税收征管对自身有利的一面;企业应从整体层面衡量利弊关系,积极配合税务机关的各项行政执法活动,时刻关注税收新政策新举措。二是要提高税收征管力度。具体来说,政府要提高税务稽查效率,重点关注隐秘的关联交易,加强税务人才队伍建设;对涉嫌逃税避税的企业进行公开通报批评,加强税收征管震慑作用。三是要提高税收执法监督效率。具体来说,评估执法过程中的各个风险点,要形成权力制约体系;实行问责制度,要追究企业避税逃税相关人员的连带责任。对企业而言,一是要保障独立董事制度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具体来说,要鼓励形成独立董事自荐制或公开招聘制,细化担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条件,建立独立董事绩效考核制度。二是要保障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合理性。具体来说,要将短期和长期激励有效结合,在高管年度报酬的确定依据中适当加入非财务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