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比较文化学者,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对其作出了“学贯中西”的评价。然而,迄今为止,深入探讨钱钟书与现代西方修辞学之间深厚渊源的研究尚付阙如。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以跨文化共时比较研究为主体定位,以“受授”与“契合”为主线,围绕I.A.理查兹与尼采对钱钟书的影响,以及钱钟书与肯尼斯·伯克和凯姆·帕尔曼的契合,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索,试图填补当前钱钟书研究领域中的这一空白。理查兹对西方哲学流派相互攻讦现象的观察,影响了钱钟书的两大“学术修辞”总策略。对于他的以“有效交流”为总体指导观念的修辞思想,钱钟书既有继承和阐扬,也有超越。理查兹的“语境”理论因受到现代主义思想的禁锢而有着明显的局限。钱钟书提出与之不同的“语境”观,再次超越了理查兹。钱钟书深受尼采修辞思想的影响,并与同样深受尼采影响的伯克产生思想交叉。钱钟书与伯克在人类和语言之间的基本关系、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形成共识,但在如何超越特定理论体系上殊途。二人都借鉴了尼采的“反仿”修辞发明策略,从尼采“视角主义”那里汲取灵感,提出了自己的隐喻理论。此外,伯克的“认同”理论与钱钟书对“认同”实践的观察之间同样有着高度的契合。钱钟书与帕尔曼之间也有着深度的契合。帕尔曼的论辩理论高扬“与受众心智接触”的旗帜。早期的钱钟书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积极投入演说和论辩实践,其特征与帕尔曼的理论主张相契合。本研究通过深入解读,揭示了这些实践对钱钟书学问之形成的极大影响。研究最后对帕尔曼重点讨论的论辩技巧“拆解”予以介绍,并将钱钟书的“拆解”实践与之参观比较,首次从论辩的视角对钱钟书与周作人与郭绍虞的论辩进行了“拉开距离”的深入的论辩修辞批评。本研究本着钱钟书为比较文化研究所确立的基本理念,旨在朝着两个研究目标努力：一个是为“钱学”学者从现代西方修辞视角重新观照钱钟书提供借鉴；一个是为这些学者了解、接受现代西方修辞思想提供不无价值的参照系。笔者也会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就这些课题作出不断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