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由改革开放前(1953-1978)的6.1%提高到9.8%(1978-2007),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3.3%,超过了日本曾经创造的连续29年平均增长9%的世界纪录。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以至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迷的探究成为了20世纪末以来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这种高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从要素供给的总量方面展开,仅有少量研究从一定角度分析了要素供给的结构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但这些分析中对要素供给结构因素内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而从要素供给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角度还没能全面展开,其结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解释也就不够全面和深入。因此,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探究中国生产活动中要素供给的内生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速度问题。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本文首先定义了要素供给内生结构的内涵:生产活动中要素供给的内生结构是指那些决定了生产过程和产出特征的、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要素投入结构。由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是现代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投入要素,因此本文所指要素供给的内生结构即指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内生结构。其次,本文进一步界定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内生结构的范畴,将二者的内生结构细分为“联合内生结构”、“存量结构”和“产业分布结构”。随后,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中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这三种内生结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即:从理论上分析了长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联合内生结构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建立svar模型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联合内生结构性质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二者供给的联合内生结构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某些制约,即当期人力资本积累对物质资本积累有正的外部性,但当期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为负,这制约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并已经开始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在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函数条件下分析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存量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其结论表明二者存量结构变量φt能够对产出增长产生直接正影响,由于φt的增长意味着物质资本的相对较大积累,这就能够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以物质资本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要素供给结构为何能够支撑多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结论与理论模型相吻合,只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存量结构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力出现了较快的下降;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产业分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产业分布结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合计仅为9.6%,特别是物质资本供给的产业分布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弹性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长期中甚至为负数,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总之,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分析表明要素供给的总量因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积累的扩张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供给的内生结构因素,包括二者供给的联合内生结构、存量结构、产业分布结构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多地表现为制约作用,探究其原因,中国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的非均衡是造成这一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中国当前这种依赖物质资本积累推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改变。在今后的发展阶段中,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先行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实现对发达经济体赶超的重要前提。但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本的先行积累不能盲目的追求量的增长,而是要遵循生产活动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匹配的生产规律。所以,本文认为今后中国宏观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内生结构的优化为目标,并在当前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总量和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