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好的物质生活以及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也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并没有均等地享有发展成果,我国的贫富差距依然较大。从全国来看,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0倍,城乡收入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此外,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也呈现出整体持续上升的趋势,导致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不断下滑,乡村产业升级的“涓滴效应”无法显现,使农村经济增长出现瓶颈。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也是在于如何提升农村收入。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兴旺是乡村振兴重要基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乡村产业振兴?结合当前乡村发展的现状,如何客观评价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现状?乡村产业振兴是否会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从而促进共同富裕?这些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基于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文件和前人的研究内容,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乡村产业振兴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为后续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梳理了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从历史发展中推断出一般的变化规律。再次,从实证的角度开展了以下分析:一是结合我国学者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价经验,围绕本文提出的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构建了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投影寻踪法对指标赋权测度出发展的现状,并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收敛性分析对测度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二是基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采用固定面板回归、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和空间杜宾回归模型分析其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线性、非线性和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进一步区分不同区域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异质性;三是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分别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分析了对不同收入组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一步采用调节效应分析了三类财政支农政策是如何调节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的关系。最后,综合理论阐述、历史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自建国以来,我国依次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时期以及新时代发展时期,我国的乡村产业振兴也经历了乡村农业主导发展、工业快速发展、产业多元化发展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四个时期。从整体来看,乡村产业在四个时期的发展中都伴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第二,我国各省份间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的差距十分显著,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内部差异是造成地区内差异的重要来源,东部与西部之间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差异的重要来源。从动态变化来看,全国和三个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其中,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内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绝对差异有所扩大,相对差异也有扩张的趋势。西部地区内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绝对差异有所降低,相对差异有所缩小。从收敛性来看,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差异总体呈逐渐缩小趋势且存在收敛趋势。经济发展会促使全国和各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差异扩大,财政支农会促使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差异扩大,农村金融会缩小全国和东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差异,产业升级会缩小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差异,科技创新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会扩大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差异,而在西部地区会缩小发展的差异。第三,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会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更多转向农村居民非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提升财政农林水支出水平和农村教育水平会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增收效应产生边际递减效应,尤其对部分农村教育水平已经超过门限参数的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河北、湖南、江苏等地区,若继续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只会减少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系数。但是对于许多农村医疗水平未达到门限参数的地区,如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地区,推动农村医疗水平的发展能较大地提升乡村产业振兴的增收效应,此部分地区的政府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时可以适当往农村医疗体系建设中倾斜,更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乡村产业振兴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均会产生正向的促进效应,对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其他收入的增长,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乡村产业振兴会促使本地农村居民留下来从事经营类工作,提升本地区农村居民的其他收入,并且会给邻近地区的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邻近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乡村产业振兴本身的空间外溢性会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居民的其他收入增长,但是目前限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有限性,其促进效应并不显著。第五,乡村产业振兴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中东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工资收入的促进效应最大,西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其他收入的促进效应最大。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三大区域分析,发现在粮食平衡区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和农村居民其他收入的促进效应最高,在粮食主销区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和农村居民其他收入的促进效应最低。第六,从全国层面来看,乡村产业振兴的增收效应会随着各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导致全国各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从省级层面来看,乡村产业振兴会显著地促进地区内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乡村产业振兴发展会扩大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组与低等收入组之间收入的差距,但是对中间收入户与高收入户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带来的增收效应具有一定的门槛,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因为自身的财富及能力的不足,难以均等地享受到乡村产业振兴带来的增收效应。第七,地方生产性农村财政支出会显著地正向调节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生活保障类财政支农政策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公共服务类财政支农政策会显著地负向调节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其中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调节效应最强。地方政府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时可以侧重于公共服务类建设,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有利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还能缓解发展中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有益于实现共同富裕。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研究视角上。一是将乡村产业振兴和收入分配结合起来,探究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仅开阔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视野,还延伸了收入分配研究的范畴。二是在深入剖析乡村产业振兴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了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市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现状,弥补了现有相关研究不足的缺陷。第二,研究观点上。一是发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增收效应具有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乡村产业振兴发展会扩大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组与低等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对中间收入户与高收入户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是地方生产性财政支农政策会显著地正向调节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生活保障类财政支农政策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公共服务类财政支农政策会显著地负向调节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其中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调节效应最强。第三,研究方法上,除了分析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线性关系外,还探讨了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非线性效应以及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乡村产业振兴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分析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