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画是中国近代文艺大众化和大众主义思潮的产物,是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艺术事件和美术作品。本文尝试从一种中立的价值立场出发,采用五年暑期的田野调查成果,结合相关研究理论,筛选访谈资料、地方文献和绘画文本,从政治、地方、民间三个维度确立农民画的解释框架,以历史线索为经,社会活动和艺术作品为纬,对农民画的属性做一探析。尝试以工农兵文艺、地方群众文艺、现代民间文艺为划分观念,探讨农民画在这些范畴下表现的社会属性和艺术特色。以期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民间和民间的农民画。从他的产生过程看,农民画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反映了社会重组阶段,权力秩序与文化生产的微妙关系。政治化的迎合与服务是这一阶段的事件动力和群体心理,在政治风潮中,农民的绘画起到了整合意识形态和权力秩序的作用,而农民画也在此过程中涵养了独特的绘画语言。以具象笔法见长的文革时期农民画具有强大的自我镜像功能,令绘画主体和观看者完成仪式化的主体确认。而构图、色彩、造型这些要素,则以农民绘画的象征符号,反映了意识形态在这些政治绘画题材中隐喻式的思维变迁。从农民画取用民间、地方传统的艺术转向来看,它在文化的反思和解放中走向乡土,将传统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提炼再创,并通过群众文化体制生根发芽,寻找到了多元的绘画语言和新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在商品化的农民画市场中努力发挥作用,在辅导、组织、经营上进行革新。作为地方文艺的农民画,其艺术和神韵上的美,能够折射时代的、地区的、社会的美。但内容模式化、情感乏味的装饰性民俗美术则是农民画表现较突出的创作格局,也是其遭遇的困境。而不管作为工农兵文艺还是地方文艺,农民画都是在一种非官方的民间立场上创作、发展的,本文最后回到这一维度,分析作为鲜活个体的“民间”,他们的心理和艺术创作。活态的民间有着共性的心理机制,即实用理性和现状逻辑,而在这种心态下的民间,无法避免盲目和跟风的特性。他们为生活而艺术,尽管因此减少了绘画的自主追求,但整体上看,农民画群体多用真诚的感受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展现原生的民族思维和民间美术的喜剧美。同时开放的市场和日益多元的思想环境也促生了主观自觉的“民间叙事”,孕育了农民画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