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呈现数量庞大、内容复杂、联系紧密的特征,信息处理者为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不断革新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传播技术。知情同意规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的基础性规则,具有平衡主体信息安全保障和数据经济发展需求的重要作用,然而该规则在实践适用中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知情同意规则的规范构造存在不足、规则实施的低效性、隐私条款中的知情同意规则形同虚设、信息的二次利用普遍缺乏同意、违反知情同意规则的民事救济路径不足等方面。经由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在充分研读与梳理具体案例的基础上,可知知情同意规则适用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规则逻辑基础发生偏移,知情同意规则从“触发性规则”偏移为“免责性规则”,使其从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阀”变成了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合理理由”;二是技术变革导致制度功能落空,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使得知情同意规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告知功能和风险控制功能落空;三是信息共享技术漏洞架空规则,信息时代去中心化的个人信息生态系统削弱了信息主体对信息后续流通环节的知情与同意,以至于知情同意规则遭到架空。同时,放眼域外（欧盟和美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知情同意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中的基础性规则已成为共识,我国可借鉴域外立法强化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着重关注提高知情同意的要求、区分个人敏感信息与个人一般信息、适当引入风险场景理论以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在适用困境背后原因的引导及域外经验的启示下,知情同意规则可作如下改进:首先,厘定知情同意规则要素的内容,为信息处理者和信息主体提供明确的执行标准,其次,根据具体场景区分适用同意规则、改善隐私条款中同意规则的前置性形式、规制信息的二次利用以解决实践中信息侵权案件频发的症结。最后,通过为隐私协议中非违约方减损义务设置豁免、对信息主体适用相对缓和的证明标准以及倒置举证责任、发挥个人信息保护中公益诉讼的作用,完善知情同意规则的私法救济。通过以上改进方案,协调信息主体利益保护与信息处理者利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