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以刘知幾和章学诚关于《史记》五种体例歧异态度为研究对象,以刘知幾、章学诚关于纪传体《史记》五种体例的言论为依据,发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史记》五种体例的歧异之处,并对刘知幾、章学诚关于《史记》五种体例的观点予以评述,进而总结刘知幾、章学诚态度出现歧异的原因,阐明探索歧异的重要意义。本文拟从五个部分对刘知幾、章学诚关于《史记》五种体例的歧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叙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本纪体例的歧异。由于刘知幾、章学诚关于本纪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不同,造成他们关于本纪中一些破例现象的态度不同。第二部分,叙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世家体例的歧异。刘知幾和章学诚由于受生活时代的影响,对世家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也使得他们关于《史记》世家中的特例有着不一样的主张。第三部分,叙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列传体例的歧异。刘知幾、章学诚在列传是否专记人这一原则上产生歧异,这种争论最明显之处就是刘知幾、章学诚关于列传体例的改造思想。第四部分,叙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表体例的歧异。刘知幾和章学诚存在着废表和存表的对立,更为具体的表现当属刘知幾、章学诚关于人表的对立态度。第五部分,叙述刘知幾、章学诚关于书体例的歧异。刘知幾主张建立书部,章学诚则主张义例三书。通过对刘知幾、章学诚关于《史记》五种体例歧异之处的总结,进而探究他们产生歧异的原因。一是在撰述宗旨上,刘知幾追求体例严谨“史法”,章学诚追求体例圆神的“史意”。二是在体例评论方法上,刘知幾要求“求名责实”,章学诚要求“史不拘例”;三是从史书体裁种类划分上,刘知幾按内容从形式上划分为“六家二体”,章学诚按史书性质划分为撰述和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