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迈入了快车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众多企业的快速成长。上市公司作为体量最大的经济细胞,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随着上市公司的快速成长,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本地的区位条件越来越不能满足上市公司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造成了企业发展与本地区位条件不匹配的现象。企业要想保持甚至加速发展,就必须进行迁移,获取新区位更加优质的资源。而总部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部门则首当其冲,成为了企业迁移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对象。21世纪以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现象频发。学界也关注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现象,现有的研究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础,认为企业总是愿意将总部落入与总部原先区位相比具有较大区位优势跨度的地区,以获得新的区位更加优质的资源。但是在现实的情境中,不仅有大量上市公司将总部迁入到北上广深这样的顶级城市,也有不少上市公司将总部迁往区位条件优势并不明显的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四五线城市,这是现有的研究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意味着需要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引入到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研究中来,才能更加贴切地解释这个现象。本文立足于企业决策的现实情境,认为上市公司在考虑总部迁移时并非一味地关注经济因素,学者需要将非经济的视角引入进来,才能更好地解释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多指向现象。本篇文章将经济视角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非经济视角的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相结合,综合两个理论,并将其渗透到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实际情境中去,从理论视角和实证视角评估了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对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机理,并考察了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社区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冲突性对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区位选择的影响。从2003-2015年的181(配对之后1822个)个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分别独立且正向地影响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区位选择,同时,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交互关系,这就体现了同一个场域内的不同逻辑之间的多样性、独立性和冲突性,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解释了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多指向现象。这一研究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拓展了总部迁移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总部迁移多指向现象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