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信息时代的语境之下,力图对“文学终结”之后的西方电子文学的文本性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电子文学形态的分析以及阐述和梳理具有代表性观点,并基于对印刷时期的作品和文本观的反思,试图提出这样的观点：西方电子文学作为“文学终结”之后的新兴文学形态是计算机与文学相互作用的产物,呈现出印刷文学所不具有的特征。电子文学的文本性是根植于西方电子文学实践之中,基于对印刷文学的作品及文本观的反思之上,以超文本性、赛博文本性和代码作品文本性为主要形式。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文学终结”的问题开始,从德里达及米勒等人的解构主义观点着手,论证了“文学的终结”实际上宣告了与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密切联系的“文学本质观”的终结。这种“终结”宣告一方面昭示了基于印刷的文本在信息时代到来时遭遇了危机,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文学形态的出现开启了可能。而电子文学作为“文学终结”之后的一种新生的变革力量,是信息时代社会语境的产物,也代表着21世纪的文学,是计算机与文学共同作用的产物。电子文学的主要类型及特征都体现着计算机参与文学实践所产生的影响。而计算机也从书写技术、媒介以及虚拟生存空间等方面为电子文学的生存及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部分则从印刷时期的作品-文本观入手,说明印刷术作为媒介及书写技术对于印刷文学观及作品观所产生的影响,并指出,印刷文学中的文本观是一种被建构的文本观,是基于文学实践中的作者、编辑意图之上的产物。而以德里达、巴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文本观在印刷晚期对于这种基于印刷的文学-作品观进行了颠覆,从而解放了文本,并与超文本理论形成了聚合,构成了电子文学文本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与此同时,电子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为文本观在新的社会及文化语境中进行重构提供了条件,由此,文本成为了信息和过程。电子文本性也以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与印刷文学的非物质的文本观形成了对立。　　 第三部分针对在具体特定媒介中具体化的电子文本性进行了分析。超文本作为最早出现的电子文本形式,更多的体现出与印刷时代理论之间的联系性;而在此后新兴的赛博文本则更多的体现出与印刷时代的断裂和对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强烈意愿;代码作品的文本性则呈现出与前两者不同的特征,形成了一种超越。如果说,“文学的终结”为电子文学开启了新的希望之地,而电子文学从文学实践方面孕育了电子文本性,那么基于对于印刷文学文本性的反思与反思之上的重构则是为电子文本性确立了合法地位,进一步地,超文本(性)、赛博文本(性)以及代码作品的文本性从具体的特定媒介出发丰富了电子文本性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