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文化观。军事文化观指导军事文学的创作，军事文学又反作用于军事文化观。戏剧一开始便与战争紧密相连。近代以来，中国战事频繁，因此话剧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后便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90年代社会相对稳定，几个大的纪念活动催生了军旅话剧的繁荣。然而与这些繁荣景象不符的是文学界对军旅话剧的漠视。因此选取写于1990－1999年，已上演，且发表于《剧本》等刊物的军旅话剧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军事文化观的转变方面入手来探讨20世纪90年代军旅话剧的文学价值，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追本溯源，军事文化观属于军事精神文化范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军事文化。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观依附着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而产生，散见于各种兵书中，体现在军事文学里。忠君报国、和军爱卒、崇智尚谋、贵仁尚义、爱民为先，义兵无敌等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观的主要内容。近代以后，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并把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吸纳过来为我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毛泽东、邓小平相继将其中国化，并批判地继承古代的军事文化观，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化观。军事文化观指导军事文学的创作，让后者紧绕着“军事”这一特殊点进行创作，不能脱离战争，讲究谋略，透出一种“刚”性美和史诗般的大气魄。同时，军事文学又反作用于军事文化观，它不仅可以补充完善军事文化观，还可以拓展军事文化观在审美领域中的内涵，且军事文学的多样性与独立性也决定了它所反映的军事文化观的驳杂与多元。更具体说来，由于处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军事文化观与军旅话剧都有其特殊性。就军事文化观来说，它具有分散性，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在指导军事文学创作时，较偏重于小说。而军旅话剧则在剧本创作与评价、使用的艺术手法上都留有时代的印记。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军事文化观的主要部分发生转变时，军旅话剧基本能应对这些转变。 20世纪90年代军事文化观的转变与军旅话剧之间大概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从忠君报国到新爱国主义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文化观在看待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军事文化观认为“报国”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社会精英分子和王师的责任，“忠君”与“报国”合一，未普及到民众。而20世纪初由于列强的侵入，参战人员成分扩大到各个民族成员，革命战争的目的也成了各政治集团为建立或保卫一个仍在雏形的新兴民族国家而奋斗。因此无论他们成功与否，都是值得肯定的。相应的，20世纪90年代的军旅话剧打破了只写共产党一方革命战争的题材界限，客观全面地反映了立宪派、国民党、共产党、各少数民族团体等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并把爱国主义的内涵由“忠君报国”扩大到所有抗暴人士对国家、人民的忠诚上来，同时还发现了敌我双方所共有的爱国主义的共性，以及在国际视野中巧妙地周旋于各大国之间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策略。 其次，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文化观保留了传统军事文化观与外国军事文化观中对有勇有力的英雄的赞美，对为国捐躯的不怕死的英雄的肯定。这一英雄主义在同时期的军旅话剧中比比皆是。但《马蹄声碎》一剧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军事文化观的转变——会“求生”的也是英雄。而《草棚过客》一剧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英雄壮举背后更深层的精神内涵，即为人之本的诚信守义。同时，由于处于和平时期，军人为战时做准备，在这种没有功勋的默默守备中，也包含着崇高的英雄主义。 再其次，中国的军事文化观始终讲究“智胜”。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智勇双全的将帅、士兵与民众等无不成为军事文学的主角。在信息高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谋略变得更为瑰丽幽玄。此外，由于军旅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角色间的对话博弈也闪烁着谋略的光芒。 然后是在对传统的“和军爱卒”思想的继承中，20世纪90年代的军事文化观不仅指导军旅话剧描写共产党一方的官兵一致，也客观地再现了优秀的国民党将领的爱兵事迹，同时也勇于正视发生在共产党军队中的官僚腐败、等级森严等问题。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军队职业化的需要，官兵间产生了竞争，因此呼唤官兵关系的调整。 同样的军民鱼水深情仍是20世纪90年代军事文化观对军民关系的主流看法，也是军旅话剧热衷于表现的地方。但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军队与老百姓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了军人家庭的内部。在新的社会关系中重新定位军人的社会角色成了军事文化观与军旅话剧重点思考的问题。 最后，从古至今，中国的军事文化观始终秉承贵仁尚义的传统，热爱和平，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但爱好和平并不意味着淡忘战争，要“防患于未然”。在和平时富国强兵是军事文化观与军旅话剧所坚守的共同主题。 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军旅话剧紧随着军事文化观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仍有不少缺憾。把军事文化观的转变与军旅话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让军旅话剧切实可行地担负起部队文化建设和心理建设的任务，是写作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