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烧杀抢掠造成大批难童的出现,他们悲惨的处境,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掀起了呼吁救助难童的高潮,并对难童救济教养提出了开创性建议,自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抢救难童行动,国民政府从制度上构建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社会各界爱国团体开始创建慈善机制,参与难童抢救运送教养工作。郭德洁女士积极响应号召,在中央振济委员会的支持下于抗战大后方桂林建立了一个以收容战时难童为主的慈善救助机构——桂林儿童教养院。桂林儿童教养院是在官方和民间资本支持下创建的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慈善机构——既是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主持下的一个直辖教养机构,又是在郭德洁女士影响下具有鲜明个性的民间慈善机构,经历了抗战前期的草创和抗战后期的艰难变迁,其教养方针深受抗战时期社会舆论、现代慈善救济理念以及振济委员会颁发的方针政策的影响,同时兼容了郭德洁院长抗战救国的教育理念及人文情感关怀,贯彻教养合一的新型慈善教养方针,强调对难童进行知识教育、思想训练、纪律训练、劳动生产训练、童子军训练、职业训练等,促使传统的消极的慈善救助观念转变到积极的义务救助观念。桂林儿童教养院主要收容桂林市及周边地区的贫寒子弟、新桂系集团内部公务员子女以及从沦陷区逃难而来的难童,其救助规模随着教养院的发展和战局不断变动,抢救、收容、教养难童至多时达1200多人。其运作模式主要是在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的行政规程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经费来源,加强经费支出管理,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配置学级编制,安排教学设备,合理配置师资力量,切实保障了教养院的教养效果。桂林儿童教养院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教养特点。在充分考虑教养院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在班级编制以外组织了儿童大队,使难童习惯于军事化生活,并积极开展劳作教育,培养难童劳动技能,以此磨砺难童品质,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课堂和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教养合一理念。桂林儿童教养院的救济教养工作,在理念上贯彻国民政府的战时原则,在行动上形成了本院的救助优先的特点,坚持以救济为中心开展工作,以爱国和军事开展战时教育,兼及培养难童的生存能力,以确保难童成长为具有实用性的抗战建国人才。在救助过程中,教养院确立了德育为纲的教养理念,力图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方法指导难童爱国家和爱民族观念、团结友爱互助及奋发向上进取精神,培养难童的道德人格,使抗战时期的难童得到了有效的救助和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知识基础,并重塑了难童的品行个性,为难童的心灵筑起了坚强的精神支柱,他们的成长无疑为抗战建国培养了人才,为国家未来建设积蓄了后备力量;同时在在实践中将难童救助和难童教育相结合,通过童子军训练培养了难童的军事素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了难童保家卫国意识,从而使难童的行为促进了抗战社会动员,鼓舞士气,为战时社会做出了贡献。在政府层面,桂林儿童教养院的运作和发展向社会推广了官方救助理念和机制,推动了难童救助事业的国家化,使国家权力进一步渗透慈善事业,影响深远。但是,在恶劣的战争环境和不断的天灾人祸的条件下,难童救助机构仍然存在着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制约着桂林儿童教养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资金的匮乏造成难童生活学习的困境,教养工作者水平不一,教养理念有待提升以及未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序的儿童救济系统,尤其是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抗战结束后难童救助机制无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从桂林儿童教养院的个案视角审视抗战时期的整个慈善救济机制,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难童救济教养的慈善救助机构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立体救济格局,创立了新型的现代救济慈善模式,在救济观念、组织形式、教育内容和方法上实现了对传统慈善事业的新突破,同时也推动国民政府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保障儿童福利,加速了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