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的效用不仅取决于消费的绝对水平，而且还取决于它与某一消费标准相比的相对水平，根据不同的消费标准，可以定义习惯形成与catching up withthe Joneses两类比较效用模型。这篇论文归纳并总结了比较效用函数在宏观经济学里的应用，发现它确实可以改进传统的时间可分偏好下模型的解释能力与预测能力。Raj and Szeidl(2004)从微观角度为习惯形成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他们认为习惯的存在是源于人们对某些商品消费的刚性——承诺。在研究经济增长领域，Ryder and Heal(1973)，Turnovshy(2000)，Carroll，Overland and Weil(2000)等人刻画了在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习惯后经济的动态特征与调整路径。在消费者行为领域，Sundaresan(1989)考察了时间不可分效用函数下的消费行为，证明了将消费标准引入效用函数后会使得消费路径更加平滑。在货币经济学领域，许多文献认为习惯偏好的引入能够刻画消费与通货膨胀对于利率等政策冲击呈驼峰形变化的特征，这方面的代表包括Fuhrer(2000)。在商业周期领域，Boldrin, Christiano and Fisher(2001)证明了习惯性偏好可以用来解释很多有关商业周期的现象，比如消费增长相对于收入的过度敏感性。Carroll，Overland and Weil(2000)证明了消费习惯的存在可以解释增长与储蓄之间的因果关系。Ljungqvist and Uhlig(2000)证明了比较效用模型下最优税收政策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一致，但是原因却很不一样。比较效用函数还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中，其中主要体现在资产定价方面，它可以来用来解释资本溢价之谜和刻画资本回报与消费的动态关系。尽管引入比较效用函数对于解释经济金融现象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也有学者开始质疑它到底在解释这些现象中发挥怎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