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区别于民事程序中的非自愿医疗和普通刑事诉讼案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适用对象是实施过刑事犯罪行为,且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属于监禁性的保安处分措施而不是刑罚,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强制性,所以适用程序应当有司法性质。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了预防危害的再次发生,为了实现强制医疗程序的功能,我们需要明确如何认定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危险性。然而,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一是在判断社会危险性时,由于法律对何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规定不明确,容易将精神病患者实施过暴力行为等同于其有社会危险性;精神鉴定意见书作为法官认定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证据,其内容中也并不包括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价。二是参与认定社会危险性的主体较为单一,被害人及鉴定人很少能参与庭审。三是在法院启动的强制医疗程序中,存在举证主体模糊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启动的强制医疗程序中,存在控辩双方力量不均等的问题。四是现有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不适合用于判断社会危险性的问题。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经验进行改革。本文介绍了英、美、法、德、瑞士及日本等国家在刑事强制医疗立法上有关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规定,其中重点介绍了美国刑事案件中精神病患者被采取监禁性医疗的程序。大多数州在精神病人无罪辩护成立后,即默认其应被送往医院治疗,但这种治疗期限不长,且随后要经过听证会或司法审查程序来确保精神病患者有被继续强制医疗的必要。其他州在精神病人无罪辩护成立后,并不必然对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而是通过听证会或精神卫生特别法庭这样的程序单独确认精神病患者是否应被强制医疗。因此在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方面也要分情况看待,有些州在精神病辩护中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而在举行听证会时则通常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举证主体和证明难度的不同,证明标准也是不断调整的。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强制医疗程序中认定社会危险性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首先应在立法上明确何为“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要在精神鉴定过程中使用科学的预测手段,在鉴定意见书中也应增加对精神病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评价。二是要增加参与认定的主体,完善使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三是明确当法院提出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时的举证责任主体,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辩方在举证质证环节的权利,使举证不再成为公诉机关的特权。四是在证明标准上,就我国目前主要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启动,也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现状,建议采用二元化的证明标准。在证明精神病人实施的暴力危害行为是否达到犯罪程度时,应适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对精神医学和鉴定科学问题,包括证明被告人有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患者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适用较低的“清晰且具有说服力”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