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人类心灵的诗意栖所；作家是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观察者，也是内在的心灵世界的表达者。司马迁的《史记》在“通古今之变”的同时，一方面尝试进入传记主人公心理活动的领域，以对历史人物的个性特质作出更全面而深入的刻画，并藉此展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和民族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司马迁常常情不自禁地在传记主人公身上倾注了不可抑遏的主体情愫。尽管这种尝试还比较简单且并非完全自觉，但客观上已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造微入妙的心灵世界。 《史记》的心灵世界在层次内容上包含了客体层面的民族文化心理、社会群体心理和历史个体心理及主体层面的创作者的意绪。本文以对历史个体的心理阐述为桥梁，在上篇析论了《史记》所体现出的大一统、日新自强和反暴尚和的民族文化心理，在中篇探讨了帝王、将、相、吏、游侠和思想者六种社会类群的主要心理特征及古今变化，同时指出了司马迁的好恶爱憎和忧悒怨愤等内心波澜。 《史记》的心灵世界在艺术表现上亦颇具新意和成就。论文在下篇分三个部分对此进行了说明。其一，司马迁开创了“定位 -强化 -侧示”的人物心理复现法以揭示历史个体的内在心性；其二，《史记》运用了“以类相从，比照映现”的技巧性手法以展现社会类群的心理特征；其三，太史公使用了“借宾定主，寓主于宾’’的隐喻性方式以表达自己的主体心绪。 将《史记》置于中华民族心灵史的层面来考察，一方面可以扩大研究视野，促进《史记》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可以丰富对《史记》内涵的理解，从而发掘出其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