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它以短小精炼的语言表达和富于哲理性见长；寓言最初起源于神话，人们对神话的不断重述、解释、修改、甚至创造都构成了它的最初形态，再后来它又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中吸取素材，通过拟人、比喻、象征、夸张等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从本质上看，寓言一种通过借口来隐匿地传达另一种思想的表达和思考，它脱胎于神话，并替代了神话。人类不断从口传文明进展到书面文明，人类的头脑得以从记忆中解脱出来，神话的感情基质于是便被寓言的思考和批判基质所取代了。从形式上看，寓言最具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双重的世界，通过字面(表层)的意思来表达潜在(深层)的意思，甚至相反的意思。　　 这样一来，寓言就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既可以用于表达两层含意，又可以避免语言的缺陷；既可以表达深刻讽喻，又可以避开审查和迫害，既可以传递隐微的教导，又可以防止智慧的滥用。寓言的双重世界不仅为写作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表达手法和题材，还可以为作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借口。因此，要正确地理解寓言，或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寓言，就必须搞懂寓言所产生的背景，分析其字面意思，然后推导出其隐匿的含义。读者对寓言的理解越是深刻，寓言的功能就越能够完满地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看，寓言的地位多半取决于读者的阐释能力。　　 柏拉图的著作和思想显然属于这个寓言传统，柏拉图的《政治家》和《理想国》与《法律篇》构成柏拉图政治学的精髓，而且又是从理想城邦到现实城邦之间的纽带，因而是柏拉图最费解的著作之一。从寓言的方式来理解《政治家》，实际上也是以柏拉图著作的特点来理解柏拉图本身，字面上，《政治家》探讨了何为真正的政治家的问题，潜在的问题却是：真正的政治家何以未能出现?柏拉图的回答是寓言式的：政治家是他自己公民的牧者，而人的牧者是神；政治家编织的城邦是一个至善的德性城邦，而人类本身是善恶的结合体。柏拉图的寓意是：人不可能成为神，真正的政治家无法出现；自然本性为人类设置了上限，政治家无法编织一个至善的城邦。按照习俗和传统的看法，政治家是城邦公民的照料者，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能手，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德性来照料他的公民，时时刻刻而且全方位地照料他们。　　 可是，根据柏拉图对神灵掌控宇宙的神话的阐释，他认为这样的政治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只有神才具有这样的品行和能力，人根本无法多才多艺，并全心全意为城邦服务；另一方面，神并不愿意照料人群，因为人类存在着恶，而且人类未能保持虔诚和敬畏，以致逐渐变得狂妄肆心，遭到神的唾弃；况且，神灵本身是自足至善的，他们没有必要照料人类。然后柏拉图在自己所编造的纺织寓言中再次论证了这个观点。政治家的技艺是一种纺织的技艺，通过他的睿智公正，大公无私，把城邦各个相互冲突的价值调和起来，编织出完美和谐的城邦之网。　　 柏拉图编造了一个理想的城邦，一方面同样暗示了理想城邦的不可能；另一方面他强烈地批判现实的民主制，认为虽然按照法律来统治也许是次好的方式，却削弱了所有高贵的东西，使它们变得索然无味，死气沉沉。政治家要统治城邦必须采用说服和强迫的手段，但是非理性的大众不会听从政治家的说服，他们永远遵循习俗和传统的法则，并且出于对专制和暴政的畏惧，他们宁可选择法治的民主。有知识和智慧的政治家由于专注于纯粹理智的沉思，根本无法掌权，也就无法使用强迫；而掌权的政治家则不会拥有绝对普遍和有效的知识，所以使用强迫必然会带来危害。　　 不管怎么样，在柏拉图看来，有知识和有沉思能力的人必须统管城邦，《理想国》所提出的“哲人-王”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政治家》所提出的牧人政治家或者编织者政治家的方案同样如此。但是，柏拉图并没有悲观失望，相反，他肯定了次好的城邦是法治的城邦，这一点已经在《政治家》中明确提出来了，并且在《法律篇》中得到详细的论证和计划。他这样做所传达的教导是：我们必须设置一个最高的、最好的并且永远无法实现的善目，而且必须永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断提升自己；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罪恶的深渊而无法自拔，成为狂妄自大，肆心放荡的人，最终因遭到神的唾弃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