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科马克麦卡锡以其西部小说享誉世界。大部分国内外麦卡锡研究论述了其西部小说中蕴涵的生态意境、西部历史的再现、美国民族神话的消解﹑以及其作品与其它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并一致认为其西部小说是反帝国主义书写的文本。这些研究值得肯定，但忽略了其西部小说对边疆意识的再现以及它与麦卡锡反帝国主义书写之间的关系。因此，本论文在现有的麦卡锡研究基础上，将其三部西部小说《血色子午线》（1985）、《骏马》（1992）、《平原上的城市》（1998）解读为社会政治批评文本,并将之放置在美国西部文化﹑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做考察，通过分析小说中麦卡锡如何运用边疆母题再现、批判和超越边疆意识形态，表达了作家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动态且具有细微差别的过程。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引言包括相关麦卡锡西部小说的研究文献﹑论文基本框架和边疆意识形态的含义。本论文中边疆意识形态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从内涵意义来讲，它是一系列将看作地理区域而存在的19世纪美国西部边疆看做美国民族习性诞生之地的信条﹑价值﹑观念的抽象系统。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假说”正是19世纪边疆意识形态的集大成之作。从外延意义上讲，边疆意识形态诉诸于一种边疆修辞，建构美国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激发美国人进一步拓展边疆的欲望，并在此践行美国民族习性的理想。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意义上，边疆意识形态遮蔽了美国历史进程上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问题和性别问题。第一章通过分析《血色子午线》，考察麦卡锡对边疆意识形态的再现。本章认为一方面麦卡锡落入了边疆意识形态的窠臼，体现为作家将美墨战争之后美国疯狂地进行边疆扩张的行为理想化。另一方面，麦卡锡质疑了边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体现在作家对“天定命运”的解构和边疆神话的祛神话。在这两种矛盾的力量中，麦卡锡无意识中屈从于种族主义的“政治无意识”，沿袭了传统西部小说强化美国白人性﹑“强夺复生”和道德重生的叙事模式。因此，麦卡锡对边疆意识形态的重现体现出作家对美国帝国扩张复杂且含混的态度。第二章以《骏马》为例，分析麦卡锡对边疆意识形态的批判，提出边疆意识形态在20世纪40年代的后边疆时代虽不是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但成为一种心理残余。主人公在文化、媒介和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召唤”下，将墨西哥想象为能复制牛仔天堂的“新边疆”，挥马南下墨西哥，受到反帝国主义权力的抵抗和殖民文化的反渗透，帝国梦破碎在“新边疆”。由此，麦卡锡对催生美国人向往浪漫化的边疆生活欲望的意识形态信条进行釜底抽薪，质疑了美国民族“情感结构”的不合理因素。第三章讨论麦卡锡在《平原上的城市》对边疆意识形态的超越，厘清边疆意识形态是边疆怀旧的动因，引发牛仔病态地向往过式的边疆生活，实践伪牛仔准则，并构成边疆意识形态持续作用的物质存在基础。在边疆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主人公并非从其在《骏马》中的经历汲取教训，却仰仗美国资本的优越性，发起购买“象征边疆”——墨西哥女性——的商谈。麦卡锡并未让主人公的商业磋商和交易顺利进行，却使之遭受挫折，从而讽刺了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与此同时，麦卡锡通过展望美国帝国逻辑运作的失调，呼吁美国民众再认同边疆的杂糅性，合理面对美国西部尤其是美墨边境的文化异质性和多样性，才能走出美国在其境内外进行帝国扩张的恶性循环，从而消解了边疆意识形态的同质话语。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结论：麦卡锡利用传统西部小说中的边疆母题，旨在再现﹑批判和超越以“天定命运”和民族主义之名为美国帝国主义辩护的边疆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的持久存在是家庭﹑文化和媒介等意识行态国家机器高效作用的结果，并“召唤”美国人与浪漫化的边疆生活现实形成一种想象关系，却无意识地激发他们帝国欲望。麦卡锡在不同小说中呈现的边疆意识形态体现了作家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具有动态且细微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含混﹑批判和超越的过程。通过分析麦卡锡西部小说的边疆意识形态，本文试图将其从传统西部小说中脱颖而出，上升为社会政治批评文本，这一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代美国西部小说的文学活力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