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年，字时伯，号石坡）是朝鲜第26代王高宗李熙的生父。1863年，高宗即位，年仅12岁，由于年幼，无法理政，由大王大妃（神贞王后）垂帘听政，大王大妃封李昰应为大院君，并将国政委任之，一直到1873年大院君归政于高宗，这一时期是大院君在朝鲜的统治时期。　　大院君上台伊始便厉行“锁国攘夷”的对外政策，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源于朝鲜内部传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一种本能的抵制，但是大院君“锁国攘夷”的政策并不能阻挡住西方列强入侵的脚步。大院君执政的十年间，朝鲜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轮番骚扰，面对列强的武装入侵，大院君率领朝鲜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退了西方列强的多次进犯，从而为自己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1873年，大院君在与闵妃的权力争夺中失败，不得已将大政归还给高宗，隐居于汉城城内的云岘洞。虽然不在朝堂之上，但大院君对朝鲜的政局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曾先后上书反对与日本、美国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从而将朝鲜国内的“卫正斥邪”运动推向了高峰，被公认为朝鲜顽固守旧派的领袖人物。虽然在1882年的“壬午兵变”中借机重新掌权，但因自身所奉行的对外政策与清政府此时的对朝“以夷制夷”战略相悖，而未能获的清政府的支持，被清政府囚禁于保定达三年之久，后因朝鲜王廷的“脱清、自主”意识渐盛并积极向沙俄靠拢，被清政府所忌。为牵制朝鲜闵妃政权的对外政策，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维护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配合袁世凯对朝鲜的全面干涉，清政府重新启用了大院君，并派袁世凯护送其回国，使其成为了清政府对朝政策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大院君回国后不久，便促发了第二次“朝俄密约”风波，清政府遂利用大院君对朝鲜王廷极尽威胁之能事，但由于大院君年事已高，且其本身的政治势力也已在“壬午兵变”后受到极大的削弱，已无力左右朝鲜政局。因此，在以后的对朝全面干涉中，清政府便抛弃了这枚棋子，完全依赖于袁世凯在朝鲜的纵横捭阖。　　总之，清政府无论是对大院君拘囚还是送还，都是其对朝政策的一大失误。因为这一做法不但没能起到笼络朝鲜统治阶级、强化中朝关系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朝鲜王廷的“脱清”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给近代中朝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