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政治学视角对于我国乡村治理进行了长时段的探索和分析,从乡镇政府制度层面首先分析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其次近代以来乡村治理影响思潮及其实践分析,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度层面变迁,梳理了现代中国乡镇政府治理资源和基础,形成了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治理逻辑变迁理路,构建乡村治理的研究框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秩序和治理方式五大结构要素,通过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总结乡镇政府转换服务逻辑的可能路径。从传统中国到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乡镇政府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治理目的也各不相同,受到历史的和国家目标的影响,但从权力运行和功能实现的角度来看,基本沿袭着相似的逻辑:基于国家权威通过权力支配乡村社会,达到管理整合农村社会、汲取农业资源。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乡镇政府仍具有人民公社时期的路径依赖,以“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替代“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作为乡村治理工具和抓手,乡镇政府利用政治权力主导乡村经济发展,无法摆脱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路径依赖,表现出来的行为逻辑本质上还是“权力支配社会”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权力本质上是以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保障,政治权力服膺社会发展和社会共同的根本利益,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国家政治权力除了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因而必然要转变“权力支配社会”、“权力对抗社会”的逻辑为“基于权利本位、权力服务社会”。农业税费的取消、国家向农村输送资源,成为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关键点,从形式上看是彻底转变“汲取逻辑”为“服务逻辑”,本质看来是乡村治理和乡镇政府逻辑的转变:从“权力支配社会”转变为“以农民权利为本位、权力服务社会”,建设基层服务型政权和乡镇服务型政府,以农民主体和农村社会主体,重新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转换乡镇政府“权力支配社会”的治理逻辑,是打造一个使命型政党,通过党的建设落实治理下乡。在治理理念上基于农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通过党的领导通过基层民主制度,以共建共治共享体现出来。在治理主体上,通过党的组织建设,让具有战斗力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社会多主体形塑乡村治理共同体,激发多主体治理活力,创新协同治理形式。在治理资源上,党和国家继续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同时整合和利用乡村内部资源,引导社会资源下乡,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秩序上,基于乡村内部地方性知识构建公共性自然秩序,通过外部建构性秩序予以法治化、科学化。在治理方式上,积极创新治理方式,在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同时,推动基层民主形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