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前的两伊关系史是一段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历史。两伊在权力追求、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战前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内部根源;域内外大国为谋求地区利益最大化而插手两伊内部事务则是战前两伊关系持续紧张的外部动因。追求权力与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内生动力,也是推动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关系改善的内部原因;而国际体系中结构与单元的互动则是推动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关系改善的外部条件。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国际政治中解构与重构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工具。后萨达姆时代,两伊逐步实现了由对手向“兄弟”的转变。伊拉克战争既是解构两伊敌对关系的直接原因,也是重构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兄弟关系的前提性因素。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治重建促成什叶派上台执政,并为两伊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托及政治保障,这是两伊关系得以改善的最直接、最主要原因;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国家利益的高度契合性(共同的教派认同、相近的安全追求、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则是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后萨达姆时代的两伊关系发展史是一部由“适应性调整”向“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逐步形成、发展的历史。伊拉克的国家制度及权力来源基础因战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直接改变了两国间的实力对比态势,也是后萨达姆时代两伊“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关系实现了在政治、安全、经济及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由于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国家实力不对称性明显,伊拉克在双边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远大于伊朗,伊朗由此得以通过双边“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获取对伊拉克的“不对称”权力,并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手段对伊拉克进行影响和渗透。“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既是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关系的实质,也是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关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既是推动两伊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保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隐忧。因为这种关系极大限制了伊拉克内政外交的独立性,并为外部势力干预伊拉克内部事务提供了口实。随着伊拉克国力的恢复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抬头,未来两伊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将日益凸显。“结构”与“单元”之间的互动促进了世界体系及地区格局的调整,后萨达姆时代美国的全球战略及中东战略变迁便是“结构”与“单元”互动的结果,这也直接决定了后萨达姆时代两伊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具体而言,伊拉克战争、中东剧变、美国中东战略收缩(结束两场战争、达成伊核全面框架协议等)等地区格局的变化既促进了两伊关系发展,也为后萨达姆时代两伊“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推动力。美俄、美伊(朗)及沙特与伊朗等大国在中东及伊拉克的博弈一方面促进了两伊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伊关系的深入。教派主义及其斗争、IS等极端组织的兴起、库尔德问题等一方面促进了两伊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两伊与周边国家关系。未来两伊关系的发展不会出现太大波折,安全和经济合作将是未来两伊关系发展的重点;但两伊关系仍然面临着阿拉伯民族主义、边界争端等问题的影响,同时受到美国及其它地区势力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