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制度是预防企业舞弊行为、降低政府监管成本的重要措施。我国建立“吹哨人”制度期近,外部移植的企业内部人举报制度面临法律本地化问题。受传统文化影响,社会公众存在一定的世俗偏见和误解,导致举报制度遭遇诸多文化冲突和伦理障碍。人们认为举报是“小人行为”,违背君子文化与君子人格;举报是背叛行为,违背“忠”文化与法律义务;举报是“六亲不认”行为,违背亲亲相隐。这些认识偏差制约了举报行为。为避免举报制度引进后“水土不服”,真正使其发挥作用,本文从传统文化视角入手,通过破解伦理障碍、建立正当性来考察企业内部人举报制度的价值,发现举报制度的法律内涵与当代文化并非“格格不入”,而是相得益彰。同时分析并调和举报的伦理困境,为举报人提供方式方案。立法者在引入举报制度的同时,应当考察传统文化影响因素,重视举报人面临的风险和产生的冲突,防止举报沦为传统意义上的告密,寻求法律上忠诚义务的合理限度,调和举报与亲亲相隐的关系,并试图构思举报人保护制度,加强对举报制度的认可和法律遵循,避免举报制度流于形式。只有以科学的方法构建举报制度,才能助推我国企业内部人举报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本研究结合我国法律和社会文化观念,探讨举报制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进而提出伦理观点,符合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研究导向,为构建和完善企业内部人举报法律制度提供社会文化方面的支持。引入利益衡量的方法,为我国构建和完善企业内部人举报制度奠定了科学的价值基础。试图构思企业内部人举报法律制度一般原则,为具体保护制度的设立提供相关指引。本研究凸显了举报制度在企业和社会中的重要价值,一方面拓展了举报制度的理论外延,另一方面为建立举报制度提供了正当性视角,为政府和企业建立该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