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疾病，是纠缠于人的生命过程之中的一对矛盾，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状态质量的一个表征。实现疾病的治愈、控制和预防，以及实现健康的增进，根本目的就在于使人的身心恢复到未遭病症侵袭以前的状态，或者，如果有可能的话，使身心达到更优良的状态。这种最基本的文化要求，源自人类生存境遇中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并孕育了基因技术的价值内核和伦理本质，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渗透，引领着基因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巨大突破，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更激烈的社会伦理冲击。分析与讨论这些问题，折射的不仅是基因技术发展对人文关怀的需要和渴望，也是完善生命、发展生命伦理学的必然要求。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本文试图以健康与疾病为思考的切入点，在探讨基因技术伦理本质的基础上，以基因技术在认识生命、干预生命以及完善生命三个层面上的自主发展轨迹为线索，通过对这三个环环紧扣的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基因伦理问题的思考，探讨基因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共生关系。在第一个层面，基因技术通过一种给“存有”的“去弊”，打开了认识人类生命奥秘的新视野。尽管在生物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客观性健康观与社会文化视野中的规范性健康观有所不同，但对健康的追求却始终是基因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因，而在这一动因的牵引下，人类基因组计划从实施到完成，不仅使生命奥秘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了显现，而且还实现了基因的一种社会建构，并使我们基于疾病分子根源的分析建立了新的医学治疗模式，在一种社会伦理视野中重新认识了遗传信息与健康的关系，进而对生命系统中部分与整体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探讨了基因决定论与非基因决定论之争的现代意义。 在第二个层面，基于对生命运行规律的认识，基因技术发挥了技术作为“工具”和操作手段的作用，开始了以治愈疾病为起点的主动干预生命过程。了解疾病的本质，构成了疾病模式从分析还原走向系统整合的脉络与方向，也促成了整体主义疾病观念的最终建立。正是源自这种摆脱疾病、渴求健康高质量生命的文化要求，基因技术对生命的干预从原先施行于体细胞逐渐转向对人类生殖过程的直接干预，由此而引出了关于技术风险性与复杂性、伦理原则在新条件下的贯彻与调整、个人权利与自由、胚胎的道德地位判定等伦理问题的思考。最后，当技术对人类生殖过程的干预不断推进时，通过基因优生来设计与谋划未来的生命过程，使人之生命实体更健康、更优美、更有能力、更为幸福已更加现实时，创造一种完美的新生命意味着人之主体客体化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这样，就在第三个层面上凸现出一种关注人类尊严，完善生命伦理的理性思索。而在基因技术的自我积累中，正是这种理性思索，使关注人的尊严不<WP=4>仅仅只停留于生命伦理原则的表述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科学家的责任之中，体现在生命伦理学的当代体制化运动之中，体现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之中，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技术发展伦理关怀的坚实基础。所有这些讨论，不仅仅只是问题的追寻与堆结，而要求我们面对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新冲突，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推动技术的发展，使之造福于人。社会发展需要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伦理的看护，这种人文关怀，并不是外在于技术发展轨迹的约束因子，而是通过技术的文化要求内在于技术发展之中的某种"看护"，这种生命的守望，在常规技术发展范式中往往不易被察觉，只有在技术失范的情况下，这种伦理关怀才尤显突出，就像我们只有在缺乏空气和地球引力时，才会意识到其珍贵与必要一样。因此，对基因技术的伦理思考并不是要约束其发展，而是形成一种对技术的积极人文关怀，使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而这也正是“基因不能做什么”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