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的结束,印澳在应对印太地区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也有着共同的战略意义追求。实际上,印澳安全合作开始实质化与“印太”概念的兴起不无关联,这对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至此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两国安全合作以双边互动为主,多边层面的安全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在防务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有鉴于此,印澳安全合作关系从实现正常化到迅速升温这一过程也是双方由负面认知到正面认知的过程,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本文在批判西方传统国际关系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秦亚青创建的关系主义身份理论,并按照“关系决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这一因果机制剖析印澳安全合作动因。由此发现,印澳双方是在关系实践中建构了彼此的身份,并开始趋向彼此共同的安全利益。印澳安全合作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双方目前对彼此的定位为重要安全伙伴,合作关系呈现出非传统安全合作成效明显、安全互动关系不对称以及合作程度有限等特征。在关系实践中,两国建构了“自我”和“他者”的多重身份定位,而身份定位则塑造了双方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安全利益。然而,自莫迪执政后,印澳安全合作的内容才开始实质化,合作进程较为缓慢。这主要源于“印太”战略对印澳安全合作的牵引力有限,同时受战略文化差异、目标分歧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定位较低等因素掣肘,两国合作的基础较为薄弱,安全伙伴关系尚未成熟。从长远来看,印澳加强安全合作将间接推动“美日印澳”四国印太合作,未来两国有可能在多边安全框架中进行合作,且聚焦于海上安全领域。但由于两国本身对彼此战略关注较少,合作规模与层次十分有限,因此安全合作虽然会持续升温却进程缓慢。基于此,印澳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会对南海形势及地区安全治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美日印澳”四国倡议不断实质化和机制化,印澳深化安全合作与之产生联动效应。中国应密切关注其发展以应对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应本着乐见其成、合作共赢的态度与之开展国际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