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闹访案件频频发生,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广泛讨论。由于闹访案件一般都具有“事出有因”的特征,并且我国宪法和信访法规均规定了公民享有向政府有关部门表达诉求或行使监督的权利,但由于我国信访制度的不健全,政府部门负责信访任务的工作人员承担着巨大的信访考核压力,从而促使部分群众以闹访为手段借机向政府或其工作人员索要财物。司法实践中对于闹访案件的刑事定性,通常以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或无罪进行处理,笔者通过司法实践的案例入手分析不同定性的争议,从而归纳不同定性的界分标准。理论及实务界对于闹访索财行为刑事定性是有不同认识的。依据“闹访”和“索财”两个关键概念的含义,可将闹访索财行为定义为闹访者滥用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权利,采用不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借“持续上访”之名或在上访过程中采用极端手段威胁或要挟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的行为。从闹访手段的外部特征和诉求基础分析,闹访索财行为的多样性、过激性、先因性和目的与手段具有因果性特征。从闹访者诉求的正当性与否,可将闹访索财行为划分为基于正当诉求和缺乏正当诉求的闹访索财行为,以便根据行为人是否具备主张权利的正当性提出相应定性标准。对于闹访索财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否定观点认为,闹访索财行为具有先因性,闹访者和政府机关在力量和地位对比上差距过大,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应认定其不构成犯罪。肯定观点则认为,闹访者采用过激手段向政府施压以便索要财物,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如索财无合法依据或者索要财物明显超出自身应得权益,其行为当然触犯刑法中的财产类犯罪。对于闹访索财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争议点为主观上是否需要具备“流氓动机”和闹访手段是否破坏了社会秩序;对于闹访索财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争议点为政府能否成为敲诈勒索的被害人和政府给付财物是否具有迫不得已性。对于有罪无罪,应辩证地看待,既要肯定部分闹访索财案件具有合理诉求,也要认识到闹访手段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从闹访者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必要性和索赔的合理性,归纳认定无罪的条件从而对有罪无罪予以界分;对于闹访索财案件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的,在主观上则不要求考虑其具备流氓动机,但行为需具备破坏社会秩序要素,而且还应综合考量行为人不具备主张权利的正当性、手段的非法性和索财的较少;在敲诈勒索罪认定方面,政府可以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的,且政府基于闹访者的闹访手段给付财物具有被迫性,同时行为要达到敲诈勒索罪规定的要挟或威胁程度,此外,还要综合考量闹访者的诉求有无事实基础、闹访手段的激烈程度、是否对被害人造成威胁或要挟从而被迫交付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