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身处于无形的数据洪流之中,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消费者。数据与网络平台相结合,产生规模和范围经济,对提高生产率的乘数作用不断提升。数据呈爆发式增长,数据集聚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因此数据被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石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数据列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的生产要素。企业作为数据服务与数据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数字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围绕企业数据的纠纷与日俱增,数字经济中企业数据的保护与利用,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时代难题。企业数据财产权利尽管并不是一项法定权利,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勃兴,已成为广受各方关注的新兴权利。由于专门立法缺失,目前我国对企业数据范围的界定还存在较大争议,企业数据财产权利配置不明,涉及企业数据的纠纷也频繁发生。司法实践中一般援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既有的法律规范,对涉及企业数据的纠纷进行裁判。但这些法律规范在制定之初都有着各自所要承载的制度功能,企业数据作为网络信息技术的产物,与它们的立法语境相差甚远,必然不属于其所预设的规范对象。因此,直接适用既有法律规范来解决此类纠纷时,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的各种政策和法律文件,将企业数据提升到事关数字发展战略和智慧管理体系建设的一个新的高度,并对数据产权的界定和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提出了实际要求。明晰的企业数据产权界定,是数据交易规则和数据市场建立的前提。《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也为企业数据财产权利的确权保护留下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因此,将企业数据财产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进行保护,正当其时。通过立法确立企业数据财产权,在企业数据之上设立独立的民事财产权利,可以为企业数据财产权利的保护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强化对企业正当财产利益的保护,从而激励企业对数据产业进行持续投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立法确定企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内容的同时,也要对企业数据财产权的限制予以明确。企业数据财产权的限制结构设计,可以规范企业的数据经营活动,强化对个人信息、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保护,兼顾企业数据之上承载的各种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