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城市生活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很多人跻身城市生活的缘由。然而,美好城市的生活,离不一个特殊群体的贡献。“农民工”被视为“农民终结的一代”,兼具着农村“农民”和城市“工人”双重身份。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他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虽然为城市的发展具有功不可没的功劳,但是城市发展的里程碑却没有“镌刻”他们的名字；他们虽然祈望被荣誉地称为“城里人”,但是他们的时代烙印却是“农民工”。随着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开始觉醒。从“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流动儿童少年”、“流动人口子女”、“流动人口子女”、“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随着政策文件的称谓表述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日益凸显,更加反映了党和国家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不再局限在教育领域,而是上升到民生和公共政策领域。同时,从相关政策的演变,凸显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更加反映了进城务工人员保障合法权益尤其其子女和城市学生平等受教育权的诉求。政策是针对“问题”制定的。“异地高考”政策就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参加高考问题而颁布的。2013年“异地高考”的“首秀”,虽被誉为教育改革的一项丰硕成果,“异地高考”政策成为高考改革的“破冰之举”。但是,随着各省市“异地高考”政策的相继公布,我们没有看到公众的欢呼雀跃,反而是“破冰”之后的“质疑”和“失望”。这场举国瞩目的盛大“演出”,并没有得到当初设想的掌声和嘉奖。相比政策颁布之前,公众带着争议和懈怠、失望和不满,就“异地高考”的争论更加激烈,焦点更加明确。众多群体的参与,多方意见的表达,各方质疑的声音,对教育公平的期望与僵硬体制地抨击集中在一起,使得这场以“异地高考”为名的教育改革充满了悬念和张力。本文通过对“异地高考”政策的六个阶段(第一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凸显,教育政策法规空白；第二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纳入事宜,相关政策法规试行；第三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得到重视,国家层面教育规章实施；第四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第五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国家教育保障机制形成；第六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分类解决,相关措施与办法出台并实施)的梳理,依照“异地高考”政策的文本对照,从城市发展需求准许条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准许条件；考生准许条件,不符合准许条件四个方面近以政策文本分析,以教育政策视角分析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结合三个主体(官方媒体、教育学人、民间大众)对“异地高考”政策的述评,基于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和受教育权保障两个维度详尽分析了“异地高考”政策的合法性。对“异地高考”政策作以探究,终其目的为了敦促政策真正成为惠民政策,而不是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工程。因此从国家义务和高等学校权利两方面作为保障“异地高考权”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