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后半程,乡村人口释放速度趋稳,城乡空间的发展模式已由二元对立转向融合发展。随着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扶持,部分城市功能逐步向乡村转移,使得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功能协同和生活空间网络体系逐步形成,村民对紧凑、完整、便捷生活空间的诉求日益增强。同时,随着城乡交通的不断完善,村民的日常活动空间也早已跨越了行政边界,由单一村域空间扩张转向至周边区域。而现有的乡村格局、公服供给等模式均是传统生活生产模式下的产物,与村民日益现代化的生活、生产需求不相匹配。而传统的以行政划分为基本单元,从设施供给视角为出发点的乡村规划模式忽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及日常生活需求特征,未能从区域的角度对乡村进行统筹规划。导致了乡村格局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均衡等问题,村民因此需要付出过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以村民日常活动空间为研究对象的乡村生活圈理念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文以重庆市潼南区乡村全域作为研究的实证案例,在对国内外乡村生活圈相关理论和规划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从村民日常活动空间以村民日常活动空间为切入点,剖析村民日常活动与乡村生活圈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应“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础村”的镇村体系,从时间、空间、行为三个维度将潼南区乡村生活圈划分为“扩展生活圈、基础生活圈、通勤生活圈和自足生活圈”四个层级。并提出了通过反距离权重法测度乡村生活圈空间范围的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生活圈的量化分析以探究乡村生活圈之间、乡村生活圈与规划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以乡村生活圈作为规划管理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用地布局、道路交通和公服设施配置等内容进行优化调整,探索一条可将乡村生活圈由理论转为实践的可实施路径。研究表明,村民日常活动空间与乡村生活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村民的出行目的、出行能力和出行频率分别影响了乡村日常活动空间的分布、范围以及需求差异,也使得乡村生活圈存在自足性、共享性、方向性和圈层性四种典型特征。通过本文提出的乡村生活圈测度方法划定各层级乡村生活圈范围,可以较为直观的反映出乡村生活圈之间存在着分离、重叠、嵌套等空间关系。由此对潼南区乡村生活圈进行评估,可知乡村格局、公服设施以及交通路网对乡村生活圈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乡村生活圈规划不仅包括概念意义上的圈层划分,还包括了基于划定结果的一系列规划调整,是包含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内容的综合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