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重庆“棒棒”(以从事人力搬运为主的农民工群体，因其手拿一根用于搬运的竹棒，重庆市民称其为“棒棒”。)为研究对象，以其所固有的乡土社会的特质--乡土性为研究主题，从都市感知的视角切入，考察这一群体都市适应的特点。探讨中国农民的乡土性在该群体都市适应中的体现，分析他们所延续的乡土性对其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过程的影响，揭示棒棒社会保持乡土性的本质特点，并由此来讨论都市化背景中底层社会的特质。　　 棒棒所从事的工作是传统人力搬运的延续，这一群体是农民工的一部分。对棒棒社会的研究，是在都市化背景中，对农民工中处于社会底层的特殊群体的研究。该群体处于从农村到都市的流动过程中。在城乡社会空间转换过程中，大量新的感知对象蜂拥而至，引发该群体对都市产生新的认知。通过对棒棒面对这些新的感知对象时的感受、理解、评价和选择的考察，研究发现乡土性弥散在该群体都市感知和都市适应过程之中，并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乡土性延续的表现和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乡土性是影响入城动机的重要因素。传统乡土社会的家庭责任、道德伦常、生育观念等文化观念共同构成了以生存目的为主的入城动机。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和自身条件的制约，棒棒入城前并没有表现出像其他农民工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那样的“脱根”意识。其次，乡土性是造成他们初入都市时不适应感的主要原因，但对乡土的眷念、对家的责任又成为消解不适应感的有效途径。第三，在围绕生计和社会结合而展开的都市适应过程中，乡土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棒棒提升都市适应能力的关键。他们在择业、合作、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获得、揽活和讨价还价等环节中的策略是他们都市生存经验的积累。第四，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通过身份意识和身份归宿有力地表达出来，构成了乡土性在都市适应过程中延续的根源。最后，乡土性充分体现在棒棒对家、亲情和乡土的依恋上，乡土性是其在都市适应过程中获得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归根结底，棒棒在都市适应中所表现出的乡土性，凸现出中国农民文化观念的延续。此外，在借助都市感知这一工具考察棒棒社会特质的过程中，研究发现他们认知都市世界的方式也呈现出与乡土性相关的一些特征，特别是与其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所形成的感悟能力有联系。　　 从棒棒社会的生计方式、社会结合方式、身份归属、情感表达以及内隐的文化观念、认知方式的分析，都可以观察到在棒棒社会中，农民的乡土性怎样在都市中得以延续。乡土性不仅影响着他们都市感知的方式和内容，还伴随都市适应过程，直接作用于棒棒社会的构成和其成员间的关系。因此，乡土性延续的特点，正可以合理解释棒棒社会所具有的独特形态。　　 在本研究中，棒棒社会的乡土性通过都市感知的视角得以呈现。都市感知在表现形式上极为感性，但细分缕析，其背后则有着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尽管在不同面向的都市感知中，棒棒认知世界的感性与理性成分侧重不同，但理性认知始终是都市感知的关键。这成为棒棒在流动过程和都市适应过程中并非总是“被动”的根本原因。他们择业过程中的理性考虑、生计过程中策略和技巧的灵活运用，是其能动性适应的具体表现；对现代管理体制的抵触、规避经济风险的意识、将血缘和地缘等乡土资源作为一种生存的策略、将非正式权力运用于空间的合法性的获得上等现象，都充分反映了在其能动性的适应过程中，乡土性一直是各种理性认知的基础；即使出于对子女、父母、乡邻的情感而为之的行为，表面显得非常感性，实际其背后也有以家庭责任、以伦理道德为支撑的理性认知。因此，棒棒对都市的能动性适应，是以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为基础的，其理性来源则是其乡土性的延续，这是该群体都市适应的本质特点。　　 总体上来看，乡土性的延续是棒棒社会的独特形态，以乡土性为基础的能动性的适应为该群体都市适应的本质特点。与“静止”的传统底层社会不同，棒棒社会表明，在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群体具有“流动”的特点。底层群体通过认知与理性决策、能动性适应等方式，得以在现代都市中向上流动，并一直保持其可以回归乡村的流动途径，这些构成了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社会“动”的基础和条件。这一研究证明，由于都市化过程意味着迁徙、流动和适应，在这样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一个得以延续其乡土性的群体，不仅可以获得他们适应都市的能动性，还可以获得身份归属、情感支撑和心理抚慰。乡土性的延续，并非他们都市适应的障碍，而是其作为底层群体得以流动的坚忍力量。　　 总之，由于棒棒社会的乡土社会的特质在都市得到了延续，并在都市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棒棒群体呈现出一种位于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之间的连续状态，作为一种精神或生活方式的都市性与乡土性共存。　　 棒棒社会在都市适应中延续了乡土性的特征，得到了重庆市民的认同，在一定意义上讲，也与重庆市的区域文化特征具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反映出重庆地方社会的一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