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大多数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财富及教育的不平等。这种不平衡的产出增长很多时候意味着由父母教育、性别、种族、地理位置或社会阶层所确定的不同群体的机会不平等。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平等的重要渠道源于经济产出在代际间持久性,本文由此分析了中国的代际教育传递和代际收入传递。在对代际教育传递进行分析中,测算了中国代际教育传递特征事实,对1933-1992年近60年不同出生子代的代际教育变迁进行了刻画,对代际教育传递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对代际收入传递进行分析中,首先基于家庭背景所带来的收入的总体机会不平等进行了测算和分解,随后基于代际收入传递测算了代际收入弹性,并进行了分解,最后指出城市化进程中父代迁移对改善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从代际教育特征事实来看,父母最高教育程度代际教育回归系数大于母亲的影响,而母亲的影响又大于父亲的影响;不仅子代和父代的教育年限相关,且也会受到祖代影响;不同性别、不同户籍、不同出生群组之间教育年限存在明显差别,女性子代、城市子代、改革开放后出生子代其代际教育回归系数相对更高,代际教育传递更为明显;且从转换矩阵也可以看出,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子女与父母教育水平相对的占比最高。从中国代际教育传递机制来看,本文建立了教育决策的理论模型,采用多元排序Probit估计方法分析教育代际传递,从家庭背景视角研究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程度会对子代教育产生正向影响,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则对子代的影响越大;尽管母亲平均教育程度较低,但在每个教育水平上,母亲的教育对子代的影响都比父亲更大;但母亲教育对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更大,若母亲的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学,将分别使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提高11.8%、27.3%、45.7%,而父亲这三种教育程度对应的影响分别为9.4%、20.1%、42.9%;在相同条件下,女性、农村和改革开放前子代继续接受较高教育的概率相对更小;父母均接受教育会强化对子代教育的共同影响,但低教育水平的婚姻匹配不利于子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中国代际收入机会不平等来看,本文采用中国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运用非参数法、参数法,在参数法中考虑了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及环境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利用泰尔零阶指数测算了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结果表明:2007-2013年中国的机会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考虑环境对努力的间接效应后,2007、2013年中国机会不平等相对占比分别为13.59%和20.74%;机会不平等在城乡、地区、性别、不同出生群组间的差异来看,农村相对于城市,女性相对于男性、中西部相对于东部,70后相对于50后和60后,机会不平等更为严重。对收入不平等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嵌套Shapley分解表明:环境的间接效应加大;对环境直接效应影响较大的三个因素分别为户籍、性别和父母教育。从代际收入传递测算与分解来看,本文基于CHNS的数据,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析,通过优化估计方法和规范的数据处理,得到中国2011年代际收入弹性为0.45左右,其中出生群组为1960-1969年的60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40,出生在1970-1979年的70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60;分位数回归表明在最低收入的0.1百分位60后、70后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805和0.825,转换矩阵分析测算父代和子均处最低收入阶层的比率相对稳定在36%左右,分位数回归和转换矩阵分析均表明贫困存在代际固化现象;对代际收入弹性整体分解结果表明,教育仍是代际收入传递重要渠道,其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在21.7%左右,子代的职业身份重要性在降低,仅为5.2%。多项式Logit模型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其影响大小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也能显著提升子代收入的向上流动,特别是对于低教育水平的子代而言。进一步的,本文分析了迁移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建立了父代迁移的代际传递理论模型,当迁入地收入大于迁出地,或者迁入地人力资本收益率大于迁出地,父代迁移对子代人力资本有正向影响。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发现中国的城乡迁移对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而增加。通过PSM-DID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父亲迁移可使子代收入提高0.432%,细分群组分析表明其对男性子代影响显著,对东部地区影响大于西部;会使父代收入提高0.938%,迁移不仅会提供本代人的收入,也会提高下一代的收入,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