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不仅进行了大量抄古碑、校古书等实际工作，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着“中国的脊梁”。章太炎对鲁迅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鲁迅研究和章太炎研究之间的交流互通并不充分。因此，本文尝试以《故事新编》为切入点，探析鲁迅对章太炎诸子学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希望能够在研究领域内可以起到一定的填补空白的作用。
　　绪论部分首先概述近代诸子学的兴起及其意义，并将儒学还原到与先秦其他学说相平等的地位。再从章太炎的“战斗的精神”和“文学复古论”两个角度论及章太炎对于鲁迅的主要影响。接着指出《故事新编》的意义所在：它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结的作品，也展示着鲁迅在生命后期最终完成其“立人”思想的建构。
　　第一章论述鲁迅对章太炎儒家观的超越，其内在原因植根于鲁迅深层的生命体验和“改造国民性”的努力。与章太炎晚年转变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鲁迅对于儒家始终保持着激烈的批判态度。在《采薇》中，鲁迅通过对伯夷叔齐及周武王的批判，从而否定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与此同时，鲁迅对于儒家思想在某些抽象的积极层面还是有所承担的。
　　第二章阐述鲁迅对章太炎道家观的叛离。章太炎对道家思想十分推崇，并通过提高老庄思想的地位以降低儒家思想的地位。而鲁迅虽身中“庄周的毒”，但却竭力摆脱老庄的影响。鲁迅在《出关》中虽有对老子西出函谷关的同情，不过更多的是对其“以柔退走”的否定。在《起死》中，鲁迅将庄子改造成一个道士形象进行嘲讽，以彻底排除老庄在其思想上所留下的残毒。鲁迅对于庄子的拒绝，体现了鲁迅对于章太炎诸子学思想的最大背离。
　　第三章论述鲁迅对章太炎墨家观的推进。鲁迅吸收了章太炎对于复仇的侠士精神的提倡，并加以推进，使其与墨家思想相结合，在《铸剑》中创作出宴之敖者这一墨侠复仇者形象。在《非攻》《理水》中，鲁迅在生命的晚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称为“脊梁”的人物——墨子与大禹，最终为自己的“立人”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努力画下句号。鲁迅在中国现实中也找到了“中国的脊梁”的存在，即背负着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