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证据表明胃食管反流病不仅引起烧心、反酸、食管糜烂溃疡和食管腺癌，而且还会引起慢性喉炎、支气管哮喘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食管外表现。其中慢性喉炎是最常见的GERD食管外表现。大量研究显示GERD患者较非GERD患者更容易出现喉炎症状。由GERD引起的慢性喉炎常被称为反流性喉炎。目前并没有诊断反流性喉炎的金标准，而且最近几个临床随机对照研究和meta分析也未发现质子泵抑制剂对疑诊反流性喉炎患者的疗效优于安慰剂。慢性喉炎患者中GERD患病率、如何诊断反流性喉炎、其反流模式如何以及和PPI抑酸疗效的相关性如何仍小清楚。阻抗技术可以根据反流物引起的电阻变化区分液体反流、混合反流还是气体反流，联合pH监测还可以判断反流是酸性或是非酸性的，因此该技术对反流的监测更全面。但目前利用该技术探讨慢性喉炎患者反流模式的研究很少。因此该论文的第一部分第二节首次在国内探讨慢性喉炎患者中的GERD患病率，通过联合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技术和pH监测比较伴或不伴反流症状的慢性喉炎患者的反流模式，比较抑酸有效和无效的喉炎患者反流模式并探讨慢性喉炎抑酸疗效的预测指标，探讨PPI试验性治疗对反流性喉炎的诊断价值。由于目前尚无喉咽反流的阻抗正常值，拟利用MII—pH监测首次在国内探讨健康志愿者的喉咽反流情况，为以后制定中国人群LPR正常值提供参考。 第一节24小时联合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对健康志愿者喉咽反流的测定 目的：利用24小时联合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监测探讨健康志愿者喉咽反流的正常值。 方法：选取无消化道症状和咽喉症状的健康志愿者，利用上消化道内镜和喉镜排除器质性疾病后，行24小时MII—pH。反流指标中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表示，以95百分位数的值为参考值范围。 结果：(1)共纳入符合标准的健康志愿者37人，年龄(38.0±15.2)岁，其中女性20人；(2)共测得反流1862次，其中49.6％为混合反流，40.9％为液体反流，9.5％为气体反流；54.9％为酸反流，弱酸反流44.5％，弱碱反流0.6％。24小时总反流次数的中位数为52；(3)食管近端共有反流190次，占总反流的11.3％。其中混合反流41.1％，液体反流58.9％；酸反流74.2％，弱酸反流25.8％，无弱碱性的近端反流。24小时近端反流次数的中位数为6；(4)24小时LPR次数的中位数8次，占总反流的0.5％。其中混合反流25％，液体反流75％，均为直立位时的反流；酸反流87.5％，弱酸反流12.5％，无弱碱性的LPR。8次反流中只有1次到达咽喉pH电极处仍为酸性反流；(5)男性在总反流次数、酸反流次数和近端反流次数上也多于女性。 结论：健康志愿者也有少量的LPR，主要是液体反流、酸性反流和直立位时的反流到达咽喉部，但到达咽喉部仍为酸性的反流极少；不同性别的反流模式有所差异。 第二节慢性喉炎患者的反流模式和抑酸疗效预测指标的探讨 目的：通过24小时联合食管多通道腔内阻抗—pH(MII—pH)监测慢性喉炎患者反流模式，并探讨抑酸疗效的预测指标。 方法：选取一年来耳鼻喉门诊以咽喉不适为主诉且喉镜下证实为喉炎的连续患者，根据症状将其分为慢性喉炎伴反流症状组和单纯喉炎组，行胃镜和24小时MII—pH，了解GERD患病率，并比较两组间反流模式。然后对所有患者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PI)治疗且随访12周(雷贝拉唑10mg Bid)，根据症状分为治疗有效组和治疗无效组，探讨慢性喉炎抑酸疗效的预测指标。若以24小时MII—pH监测中出现喉咽部酸反流≥1次作为诊断反流性喉炎的金标准，治疗后咽喉不适主诉评分较基线下降≥50％作为PPI试验性治疗阳性的标准，探讨PPI试验性治疗诊断反流性喉炎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失访或随访过程中自行停止服药的患者一律定义为治疗无效。 结果：(1)愿意加入研究且符合标准的患者98例，完成检查患者92例(93.9％)。其中49例(53.3％)为慢性喉炎伴反流症状患者，43例(46.7％)为单纯喉炎患者。胃镜和24小时pH监测诊断GERD患者22例(23.9％，两组分别为38.8％和7.0％)：(2)慢性喉炎伴反流症状组和单纯喉炎组相比，前者酸反流次数和液体反流次数较多，反流时间百分比和酸反流时间百分比较长；近端反流次数较多，反流时间百分比较长；喉咽反流次数较多，反流时间百分比较长；(3)92例患者中完成12周PPI试验性治疗患者共76例(82.6％)，共42例患者有效(45.7％，每组分别为67.3％和20.9％，P<0.001)。喉咽反流次数是12周PPI试验性治疗有效的独立预测因素(OR2.64，95％ CI：1.72-4.07，P<0.001)。PPI试验性治疗第4周的Youden指数最高(0.61)，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1％和80％。 结论：部分慢性喉炎患者患有GERD，但单纯喉炎患者GERD患病率很低；伴或不伴反流症状的慢性喉炎患者反流模式具有很大不同，前者酸反流、液体反流、近端反流和喉咽反流较严重；慢性喉炎患者抑酸有效的独立预测因素为喉咽反流次数；PPI试验性治疗诊断反流性喉炎患者疗程以4周为佳。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以腹部不适和(或)疼痛伴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肠病。随着流行病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深入，对IBS的临床表现和发病机制的了解越来越清楚，IBS的诊断标准也得到了多次的修订。采用不同诊断标准对同一人群进行调查，IBS的检出率和临床特点有很大不同。1999年的罗马Ⅱ标准是最近使用最多的诊断标准，由于其对症状频率的规定和分型方法复杂，经过7年大量研究，最近罗马委员会又在其基础上颁布了罗马Ⅲ标准。较罗马Ⅱ标准而言，罗马Ⅲ标准诊断的IBS检出率和临床特点尚不明确。因此，该研究第二部分第一节旨在比较罗马Ⅱ和罗马Ⅲ标准诊断的IBS检出率和分型情况。由于符合罗马Ⅲ标准的IBS和功能性消化不良(FD)临床特点较前有很大不同，该类IBS患者重叠FD的情况及危险因素也可能出现较大变化，而且由于罗马Ⅲ标准诊断的FD症状和分型与病理生理学机制联系更为紧密，研究IBS和FD重叠的危险因素可能为未来研究重叠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提供线索。因此，第二部分第二节拟探讨罗马Ⅲ标准诊断的IBS重叠FD的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 第一节罗马Ⅲ和罗马Ⅱ标准诊断肠易激综合征的比较 目的：比较罗马Ⅲ和罗马Ⅱ标准诊断肠易激综合征(IBS)的符合情况和临床特点。 方法：同时采用IBS的罗马Ⅲ和罗马Ⅱ标准问卷调查消化内科门诊连续就诊病例。 结果：(1)实际完成调查患者3014例，年龄18-97岁，其中女性1592例(52.8％)，应答率89％；(2)符合罗马Ⅲ标准的IBS患者480例，检出率15.9％(480/3014)。其中便秘型IBS27.9％(134/480)，腹泻型IBS32.7％(157/480)，混合型IBS6.7％(32/480)，未分型IBS32.7％(157/480)。检出率在各年龄组和性别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符合罗马Ⅱ标准的IBS患者558例，检出率为18.5％(558/3014)。其中便秘主导型33.2％(185/558)，腹泻主导型38.2％(213/558)，其它占28.7％(160/558)。女性显著高于男性(P=0.002)。各年龄组间检出率无统计学差异。罗马Ⅲ标准对IBS的检出率低于罗马Ⅱ标准(P＝0.008)，但两者诊断IBS(P<0.01)有较好的一致性；(3)与罗马Ⅱ标准的IBS患者相比，罗马Ⅲ标准的IBS患者腹部症状(P=0.04)和异常排便习惯(P<0.001)均较严重，最近3个月患者的就诊率也较高(35.6％ vs.26.5％，P=0.02)：(4)罗马Ⅲ标准各亚型的IBS患者的异常排便习惯严重程度有统计学差异(IBS—C、IBS—M>IBS—D>IBS—U，P<0.005)，但腹部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患者最近3个月的就诊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罗马Ⅲ和罗马Ⅱ标准诊断IBS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与罗马Ⅱ标准相比，罗马Ⅲ标准对IBS的检出率较低；诊断的患者症状较重，就诊率较高。 第二节罗马Ⅲ标准诊断的肠易激综合征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的重叠情况及其危险因素的临床调查 目的：了解罗马Ⅲ标准诊断的功能性消化不良(FD)和肠易激综合征(IBS)的重叠比例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采用IBS和FD的罗马Ⅲ标准问卷调查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连续患者。 结果：①实际完成调查患者3014例，年龄18-97岁，其中女性1592例(52.8％)，应答率89％；②单纯FD、单纯IBS和重叠患者的检出率分别为15.2％(457/3014)、10.9％(329/3014)和5.0％(151/3014)。重叠患者占FD患者的24.8％，占IBS患者的31.5％。较非FD患者，FD患者更易患IBS(OR：2.09，95％ CI：1.68-2.59)；③重叠患者总体消化不良症状(6.65±2.88 vs.5.82±2.76，P=0.002)和餐后饱胀症状(2.35±1.49 vs.1.72±1.59，P<0.001)严重程度较单纯FD患者严重。存在餐后饱胀症状(OR2.67，95％ CI1.34-5.31)是IBS患者重叠FD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符合罗马Ⅲ标准的IBS重叠FD较常见。存在餐后饱胀症状是IBS重叠FD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