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与汉朝、汉人、汉文化以及楚文化都有非常深远的渊源。几千年来,汉江一直有着舟楫之利。这使得汉江在传统中国社会交通体系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这条河流的空间布局极其特殊,有着沟通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功能,是中西部之间的通道和纽带。周秦汉唐宋元各代的战略争夺、行军路线,明清时期各地商帮的往来路线、官府驿站、榷关分布,都在汉江沿线留下了众多醒目的痕迹。在明清时期,汉江是一条沟通川陕甘豫鄂渝的重要商旅通道,有“千里黄金水道”和“汉江走廊”之称。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赞誉,是因为明代的边防政策带动了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长距离、跨地域的商贸运输,而汉江在水陆交通体系和市场分布中,是长江中游地区与西北诸省以及中原地区之间最为便捷的交通选择,具有不可替代的中间站作用。水路交通运输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人力消耗少、经济成本低、货物运量大等特点,这些都是陆地运输不能企及的。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渐传播,机械化动力交通运输工具开始在中国兴起。火轮(轮船)是最早的机械动力水运工具。其进入长江航运后,内河水运开始了向新时代的转型和过渡。火轮进入汉口附近的长江水面和汉江下游,标志着汉江水运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内河汉江水运的近代化过程,并不是顺利走向光明与辉煌的道路,而是不断式微、走向衰落的漫长历程。近代化并没有带来内河汉江水运的兴盛发展。当然,这不是交通近代化本身的错。汉江水运在近代的历程,遭遇到了市场分化、商路转移、陆运挤压、政策倾向、自然灾害以及时局动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构建的新陆运交通体系,陕甘诸省与华中地区的交通联系趋向铁路,淡化了汉江水运在全国市场网络与交通格局中的枢纽地位。由于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陆性国家,而且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新式交通发展只是起步阶段,汉江水运形成了以“木船为主体”、“轮船为导向”,新旧并行的发展趋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汉江因军事原因成为不相互通的两段。下游地区沦陷,中游成为两军对垒的前线,上游地区进入内部循环时期,同时因军事政治之需要而兴修了汉白、宝成等公路,秦巴山区与关中的经济社会联系则因陆地交通近代化的发展而加强。战时状态加速了陕甘诸省近代工业发展的进程,尤其是西迁的助推力,使纺织等工业技术扎根到关中,西北诸省千里贩运湖北布匹的市场需要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因时局变化以及铁路、公路的建设,在汉江上游与下游的联系中,水运交通在全局中的重要性也不再突出。到抗战结束后,汉江水运实质上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中的交通线路之一1950年后,汉江水运近代化的较为全面的展开,船舶机械动力化改进以及全流域阶梯开发将区域水运交通推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建设的深入,在兴建拦河大坝、优先农田灌溉以及重视陆运发展、轻视水运的指导观念下,汉江流域的陆地交通运输网络日益完善强大,水运则处于次要,甚至是不重要的地位。水陆交通之间,更符合追求便捷的社会需求。陆地运输网络不断扩张、升级的同时,传统水路交通运输的生存空间则日益缩减,汉江水运在时代大势的发展中日渐趋于衰落。汉江水运如此。中国所有内河水运也都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