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许多重要论文不但在当时就有很大影响,而且从文学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直到现在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周氏文章中蕴含的“人学”思想至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文学批评史上拥有重要地位。尽管从文学与批评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总体看,学术界对周氏早期“人学”思想的本体性研究却未能细化与深入,有待做出新的努力。特别是对其进行冷静反思性的研究还相当缺乏,这也反映了作家思想研究存在的浮泛化现象。对周作人的思想研究现状有必要进行梳理,这一工作可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周作人的思想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在统计信息中经鉴别剔除了一些伪信息,对有效信息进行了确认。其次,在文章发表时间分布、作者、刊物、内容主题等四个方面对1980年代后周氏思想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研究中的泛化、零散化倾向及分析了研究所面临的难度,并针对研究中的不足提出了开辟研究新角度以及对周氏的某些重要论文进行“细读”的展望。周作人早期“人学”思想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探讨和重视,这部分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很多时候也是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角度造成的。针对周作人“人学”思想领域研究的零散、浮泛的现状,用“个体—群体—人类”关系的崭新的角度入手去重新考查周作人早期的“人学”思想,并通过对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诸多文章的“细读”,对周氏“人学”思想的功绩和价值做出了新的评价和肯定。周氏的“人学”思想应包括提出问题——要去“辟人荒”与人性论、人道主义论三个部分。周作人所提出的这个“辟人荒”问题,既道出了启蒙的关键,又开了重新认识“人”的风气之先,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甚至要大于后两者。之后又通过对周氏“人学”后两部分的剖析说明了他对“人”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的深化。尤其强调了周氏对“个体”与“个体”及“个体”与“人类”之间关系的论述把握是其最独特的闪光之处。但周作人的“人学”理论中存在一个“群体”的缺席。他对国家、阶级、群众这种“群体”形式做了较为简单的理解,认为他们时常导致革命、暴力这些非理性的行为。并且由于暴力、革命无法保障他一直追求的“个性”与“自由”,因而“人”的“群体”存在就成为周氏排斥的对象。周作人的早期“人学”思想在确立之初就埋下了许多决定他此后人生走向的先天缺陷。首先,周氏的人性论事实上有“隐在”与“显在”的两个方面,“显在”是“灵—肉”的自然人性论,“隐在”的是“善—恶”的社会人性论。其次,他在构筑其“人学”思想时,守在了“个体——人类”的两极,很严重地误解了“群体”的角色,这样就致使他所谈及的“个体”、“人类”成为一种封闭和抽象。再次,在对人性理解的方面,周作人犯了简单化或者说过于天真的弊病,在“利己——利他”的循环中,他只看到了两者互相和谐、统一的一面,而严重忽视两者矛盾、冲突的一面。于是,他总是处处从“个体”出发,把“个体”不仅当作一切问题之解决的出发点也将其视为最终目的,却在过程中将种种现实的社会“群体”事实抽离不管,这种情况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渺茫的空想,缺乏指导现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