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作品在岁月的涤荡中，几经沉寂并逐渐轻盈的浮出读者的视野，其中媒体与知识界的合力不容忽视。但在笔者来，这主要依赖作家对自身思想世界的不断探索，及其作品“有趣”的喜剧叙事笑声背后传达出的痛感与智性反思的空间。这使他的作品在喧哗的时代依然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 喜剧叙事，是作品的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一种美学风格。在王小波的小说艺术世界中，它更具独特的内涵和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作家的创作观和人生观。论文从这个角度切入，既能够深入了解王小波的小说世界与精神世界，又可以揭示王小波在当代小说领域中的独特性与价值。他将自己对智慧、趣味、创造性和艺术美的追求，精心嵌入小说艺术世界的建构之中，以一种自由而具有批判意识的游戏精神，开辟了开心、有趣的智性文学世界。 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与九十年代较典型的作家及作品的微观比较，以叙事学的理论背景，阐述喜剧叙事在王小波小说中的表现方式、价值和意义。在笔者看来，他创作的喜剧动力来源于对生命的本真状态与现实生存状态两者间冲突的反思。作品以一种“陌生化”的审丑艺术视角，丑态化的叙事手法，表现二者间矛盾冲突的张力。生动有趣的对话关系及反讽修辞，为他的作品在喜剧叙事层面带来了智性反思的深度。 王小波因独特的文学创作成就，被文学圈内的人称为“文坛外高手”。其生前作品出版的艰难与逝世后声名显赫的反差，是对这位在文学世界与思想世界苦心经营作家的重新认识，也是对热闹的文化圈和出版界运行规律的微妙反讽。论文第一章《绪论：行吟诗人的快乐与忧伤》，以努力理清相关领域内前人的研究成果为起点，挖掘出对理解王小波小说作品的有益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洞见。在笔者看来，解读作家最好的方式是去悉心阅读那些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王小波本人也极为看重小说创作的乐趣与价值，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理解它，为他们带来阅读的快乐。因此，笔者以叙事学的理论知识背景为基础，借助小说修辞学的理论知识，主要分析王小波小说创作的价值。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作品中所隐含的丰富文化意蕴的解读，为论文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深度。 世纪末各种文化思想的交融、碰撞，西方文学阅读的素养，为王小波小说创作观的建构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是论文首要思考的问题。这影响到王小波叙事方式的选择及读者对他作品的理解。第二章《王小波文学创作观念的建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思考的是在九十年代混杂的文化景观中，在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被边缘化的时代，王小波选择以怎样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提倡创作“有趣”的小说，反对“幽闭”的格调，重视文本为读者带来的快乐阅读效果。第二部分是对作品表现出的自由而具有批判意识的游戏精神所蕴含的思想精髓的阐释。富有想象和快乐的游戏精神，既是现实文化语境的精神产物，又体现着王小波独特的思维方式。它在精神追求超越性的同时，保持了理性的内省精神。这种内省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个体面对强大的主流权力话语内心的绝望和试图反抗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对艺术、文学、自由与理性精神的高扬。它虽然不能改变权力话语的存在，但可以揭示隐藏在这种强大意识形态秩序中的悖谬，从而使其失去神圣、庄严的合法性外衣。与提倡创作“有趣”的小说及作品中游戏精神的表现相契合的是独特的喜剧叙事方式的选择。 第三章《逗笑的喜剧叙事》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人物语言的丑态化、外形的丑态化、行为的丑态化三个方面所传达的喜剧性着手研究的。“文革”摧毁了人们曾经单纯而明亮的信仰，暴露了人性与政治的最丑恶面，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表现了对“审丑”的热衷，王小波也没有放弃对历史、社会、政治和人性中“审丑”的关注。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脏话、粗话、和俗语出现，人物内心的阴暗，外形的丑陋、怪异，行为的粗鄙都被夸张的表现出来，但这种丑态化的表现方式又没有给读者阴暗、憎恶、厌倦的阅读感受。这主要得力于作家在对“丑”的描写层面上，又多了调皮捣蛋或装疯卖傻的执迷不悟，以怪诞、夸张的手法，幽默反讽的语言，令人啼笑。 王小波采用独特的喜剧叙事方式来铺设情境、刻画人物和渲染气氛，以一种亦庄亦谐的喜剧风格，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智性文学世界。“王二”形象群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占据显赫的位置，与王朔笔下“顽主”们玩世、悲观的生活相比，王小波小说中的“王二”们则总是以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特立独行的伪恶者形象出现。无论面对无形还是有形的惩戒力量，“王二”很少以愤世嫉俗的“零余者”形象出现，而是以鬼怪精灵的抵抗者、忍受者、逃离者的形象出现。无论是王小波还是王朔，他们的作品都涉及到中国人隐秘的世俗心理，“知识分子”都是他们调侃及“审丑”视野所表现的对象，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二人的作品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王小波也以调侃和丑态化的方式，表现知识分子身上的迂腐、虚伪等诸多方面的弱点，但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少了痞子气，更多的是一种痴迷、顽固、自尊的形象特点。对他们的行为，有反讽、戏谑，但无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并将其纳入审视人性内涵的更广阔视野。王小波以丑态化的婉曲叙事方式，表现了权力干预下人性的异化。这种喜剧形式拉近了集体性的荒唐与个人身心痛苦的直接联系，使之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为读者带来思考。 第二部分论述主流意识形态的异化力量侵入人们的生活、个体意识甚至人与人关系，小说作品所表现出独特人物关系的思考。这是一种带有表演性和即时性，具有喜剧化的人物关系。人物通过模仿行为、重复行为与他人建立一种奇特的联系，行为主体都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行为施予的对象却是那个时代的逃匿者。这些行为背后是意识形态力量在微观的人际关系中的缩影。小说中生动有趣的对话关系，却是以婉曲的方式对僵化意识形态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王小波巧妙的将各种语言材料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形成了同意和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等颇含喜剧意味的“对话关系”，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对话体”相比，王小波作品的对话关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人物自我反省的认知力度，有些插科打诨的意味。但又不能简单的等同为插科打诨，这种对话关系蕴含着对人物及历史境遇的调侃、嘲讽、反思的力量，集聚了作者对小说创作艺术世界的思考。 轻松、睿智的喜剧风格，使它具有独白难以相媲的魅力，这也是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体”最大的差异之处。 八九十年代随着各种思潮的冲击，伴随着创作主体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反讽修辞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大范围的展开，王小波更是一个将反讽修辞运用的如鱼得水的作家。D．C米克在《论反讽》一书中，把喜剧因素视为反讽的要素之一，但反讽修辞的生命和活力不仅仅来自对喜剧因素的诉求。在笔者看来，喜剧外观下潜藏着对人生境遇、人生价值更深层次的思考，深刻的反思性批判精神内核，是这个术语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话语更迭的历史时期被不断阐释的主要原因。本文第四章《反讽的喜剧叙事智慧》，根据反讽修辞在小说中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导谬式反讽、夸张的自我贬抑式反讽、虚拟性游戏情境反讽三种类型。第一种反讽类型的特点是以形式上的“导谬术”故意设置“请君入瓮”的语言圈套，但是经过推理演绎得出的结果，却使前提显出更大的荒缪性，“歪解包袱”的意味非常明显。虽然是一种与常理相悖的歪理，但是这种歪理却与特定情境下的常理发生了某种内在的联系，并通过事实的呈现，表现出一种别样的常理，反讽意味油然而生。 王小波独具慧眼的喜剧风格，奇特的想象力，在虚拟性游戏情境反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他笔下，权力、暴力对生活的干预，预演为一场施虐、受虐的性爱游戏。在游戏的戏谑中，刑罚的残暴、集权的悖谬，得到了有力的展示，但压抑、血腥的气氛却在游戏的欢娱中得到了很好的消解。这种虚拟性游戏情境以夸张、变形、不协调对接的手法加剧了对生活中悖谬境遇的揭示，增强了滑稽轻松的喜剧效果，更能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和深刻的思索。 以上不同类型的喜剧叙事中，笑在每种表达方式中都具有复杂的性质。无论是关于人物丑态化的描写还是对话关系传达出的笑声，其中有天真质朴而不含恶意的笑，也有通过极其夸张的途径，对社会、人性加以嘲讽的笑。但是，在他的小说中很少有那种旁观者幸灾乐祸的笑，即使出现孩童视野中带有幸灾乐祸的嬉笑，那其中也不含纯粹的恶意。 王小波的喜剧叙事所引发的笑并不是纯粹使人感到愉快，而是一种交织着忧郁甚至悲哀的情绪。他的小说作品能够把隐秘、粗鄙、压抑的生活与诗意的情感、慨叹、忧伤很好的杂糅在一起，给读者一种复合的审美感受。阅读他的小说给人的体会——真正的喜剧精神源于沉闷时代寻找笑声的努力。生命的痛苦带给王小波的记忆并非不深刻，而王小波却因这“痛苦”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弹”，加倍热爱并珍视想象给人类带来飞翔般的自由享受。他将生活中沉痛的东西用一种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小说充满了犀利的反讽，机智的调侃，戏谑的幽默，但却没有油滑之气，他的文字在戏谑的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