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角色位置是非常尴尬的,她们不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均难以摆脱被观赏和消费的命运。而且她们大多来自上流社会,那些挣扎在贫困与苦难中的底层女性,则鲜有被人青目之遇。只有到了五四,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来自底层的女性与“挣脱了封建家庭的锁链”的新女性等一起,才进入新文学家们的视野,成为新文学的主角之一。然而,虽然她们从此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占了一席之地,她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身的悲剧命运。这引起了新文化的先觉者的深层次的思考,并导致了他们的写作困境。本文将通过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女性形象解析她们的悲剧命运,并由此分析现代作家所遭遇的写作困境。 第一章关注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首先觉醒的“新女性”。她们之所以被称做“新女性”,是因为她们不仅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桎梏,而且能够开始自己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尽管这一步也许并不那么合适。她们大多以走出封建家庭为目标,所以她们的结局大多借鉴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式的解决方法——“出走”。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出走”是容易的,而走出家庭以后的道路却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 本文第二章则将探询的目光落在出现在先觉者笔下的来自底层的女性形象身上。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大多作家采取了宏大叙事的模式,有意让她们以被侮辱与被欺凌的形象出现,作为旧女性受封建礼教压迫的代言人。在他们的笔下她们无异于一群喑哑的待宰割的畜牲,默默地忍受着父权、夫权与神权强加给她们的一切人生苦痛,以至于使她们变成一块块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碑石。对于整个底层女性形象而言,她们当然是承载了巨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对于她们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雷同化的描写难免失掉一定的个性特征。 本文第三章则将笔触伸至现代文学中另一类比较有特点但又缺乏应得的关照的女性角色——灰色女性身上,即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依靠身体“讨生活”的女性。如果剥落后人强加给她们的形象意义,便可以发现,她们以自己的生活阅历所阐释的,依然是她们自身的命运悲剧。 当然,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她们发出的声音并非是原声原韵,而是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