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体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体式,早在先秦时代,这种文体便已经成为最流行的诗歌样式并发展到顶峰,其标志便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自此之后,四言诗作便逐渐成波浪起伏整体衰落的趋势。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礼乐的推崇使四言诗在继《诗经》之后再次盛行起来,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出传统儒家诗教的“美刺”、“规劝”,主要是些歌功颂德的四言诗作,缺乏诗歌抒情意味。魏晋时代,是一个征战频繁、政治不够稳定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之时代,诗歌繁荣兴盛的时代,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从诗歌体式方面看,这一时期五言诗发展、兴盛起来,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言：“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此时五言诗取代了四言诗的传统地位,成为文人墨客创作诗歌的一种最为普遍的样式,而且由此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登上了诗歌这块宝殿的大堂,并居于主导地位。魏晋时代虽然诗歌体式风貌有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但是作为最古老体式的四言诗体,随着文学的自觉,诗人主体自身也进入了自觉时代,由此魏晋文人的四言体诗便与《诗经》迥然有别,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诗经》四言诗多是一种集体抒情,政治讽喻意味较浓厚；魏晋四言诗则是以个体抒情为主,是为个体抒情服务的。此外,这一时期同前代相比,魏晋四言诗题材进一步扩大,如咏怀诗、谈玄说理四言诗、山水诗、田园诗的相继出现等等。笔者以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脉络来论述魏晋四言体诗,共分三章论述。第一章,论述了文学自觉时代与四言诗新的转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伟大历史时期,由此四言诗一改前代落入政治教化窠臼和呆板贫乏的局面,开始于建安时代出现新的转机,生活在如此颠沛流离之中的文人情感极为敏感,并在战乱中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以及个人的无可奈何,其各自所创作的作品中便带有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建安时代便出现了文学自觉的新态势,而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学样式,四言体诗歌的发展便在这一文学自觉的新态势下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一改前代政治教化与情感贫乏的特点,有了新的活力和生机。第二章,着重论述了从慷慨明朗到愤世忧生的曹魏四言诗。曹魏时期包括建安时期和正始时期,分别甄选了这两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建安时代的曹操、曹丕和正始时期的阮籍、嵇康。分别对这些具有代表性诗人的四言诗进行分析论述,概括出其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如曹操四言诗的慷慨悲凉,曹丕四言诗的便娟婉约,阮籍诗歌旨意遥深,嵇康四言诗歌辞气清峻。从而概括出曹魏四言体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趋势——从慷慨明朗到愤世忧生。第三章,论述了从典雅铺陈到平淡简远的两晋四言诗。首先对四言诗在西晋呈大肆繁荣之势做了深层次的文化探究,接着对西晋四言诗整体面貌进行了论述,四言诗发展到西晋,其题材日益扩大,社会适应性加强。但无论是赠答诗或是公宴诗,都以歌功颂德、颂美内容为主,典雅铺陈,缺乏诗歌应有之“情致所在”;迨及东晋时期,玄学之风气日益盛行,出现了大量的玄言四言诗作,既有纯粹表达深远玄理的玄言四言诗,也有在表达玄理的同时加入诗人感性的描绘的四言诗作,而后者便大大提升了玄言四言诗的内涵,使得四言诗在精妙哲理表达四言诗理性的同时又不失诗歌本身所有的情趣韵味。东晋四言诗作的代表无疑是陶渊明那种质而实绮、平中含奇的四言诗。他的诗作常常把本来高妙的玄理,自然平淡而又不落痕迹地融入到那些在他身边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当中,读之直观感知似乎平淡,细细品味却意味悠远。综上所述,四言诗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在整个魏晋时代愈加丰富而多样,四言诗更是在此时焕发出新的光彩,其生机勃勃如同老树开新花一般,不禁让人想探求究竟,剖析“新花”之艺术魅力。笔者遵循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认同魏晋已是“五言腾涌”并成当时主导之情势下,就魏晋时期四言诗在文学自觉时代下的发展复兴略作论述,并通过对曹氏父子、阮籍、嵇康、陶渊明等诗人的四言诗进行品评分析,阐述魏晋四言诗在借鉴承袭《诗经》传统的同时,着重剖析这一时期四言诗对《诗经》雅颂传统的突破和创新之处,析理出魏晋四言诗这棵悠久古老之大树所开出的这稀有而弥足珍贵的新花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