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整体社会结构变革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组织变革是适应环境和自我调整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社会的变迁必然就离不开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实质上不仅是一种统治及统治的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一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嵌入在特定制度结构中的特殊的组织形态。本文试图以L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为对象，通过企业组织用工制度变迁过程中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揭示组织结构的变革与社会的变迁。　　 企业组织的用工制度是组织秩序管理的重要内容，组织功能正常运转的不可缺少的条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L企业的用工制度发生了从传统单位制的固定工制向合同制用工、市场化用工、新机制用工的转化。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从企业组织用工制度的转变折射出社会转型的一定特征，也是对组织制度变迁实证研究的填补。　　 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通过对L企业组织从计划经济后期到市场经济时期这三十年来劳动用工制度变迁具体过程的描述，在实践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和充实以往学者对组织制度变迁的研究；其次，以L企业组织在不同时期的用工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为视角，解释用工制度嵌入于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两者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整合并最终实现组织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主要从三种用工展开行文：建立在传统体制下国家统分统筹大规模行政化用工的固定工制；建立在传统单位制国家控制强度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劳动资源配置发生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全员劳动合同制——合同化用工与市场化用工并存；建立在国家退步与市场规模化介入的基础上的新机制用工以及新机制用工向市场化用工的转化。　　 组织制度只有嵌入到社会环境中才能够生存。组织制度的嵌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会要求其组织制度的调整，组织用工制度的变迁也同样推动着组织内部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从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本文正是通过组织用工制度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看两者变迁的过程，从而透视社会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