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多年里,工业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如今,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经过长期的高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这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可谓历经波折。因此,在分析历史的基础上,详细研究六十年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演进及其绩效,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工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构建产业政策演变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梳理我国六十年工业产业政策的演进轨迹,归纳总结工业产业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同时,对我国六十年工业产业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行解释。其次,采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别从政策目标和政策绩效两个视角对六十年工业产业政策进行评价。最后,在总结六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新常态”背景下后工业时代的工业产业政策取向提供依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产业政策目标视角的评价,主要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别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进行。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结果的详细比较,定性地评价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绩效水平。其次,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别从工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两个时期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产业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产业政策绩效视角的评价,主要采用定量的方法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其中,纵向评价是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对我国1952-2012年间工业产业政策绩效的整体评价。横向评价是从国别比较的角度通过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比较,反映中国工业产业政策绩效水平。从政策目标的视角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工业产业政策的作用下,截止到改革开放时,我国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并为改革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段时期的工业产业政策基本达到政策目标的要求。改革开放后,在工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在2010年进入新型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工业创新驱动能力以及资源利用效率逐年提升,政策目标的总体实现情况良好。从政策绩效的视角来看,首先,在时间纵向方面,我国工业产业政策在1952-1982年间的波动性较大,体现在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效应尤其差,并且工业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效应的波动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说明,改革开放前工业产业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1982年之后,工业产业政策绩效水平总体在平稳中上升,政策效应的表现是综合性的,并较多地体现在生态环境效益方面,这说明改革开放后,生态环境对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加,政策效益的提升主要是由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所带来的。其次,在国别横向方面,1952-1978年,我国工业产业政策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效益基本落后于主要的发展中大国,但是反映在为国家后期发展所提供的社会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效益,是值得肯定的。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综合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里处于中级,落后于巴西、南非等大国。1980-2012年,工业产业政策绩效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益成绩卓越,在科技创新和生态效益方面也在逐年提高,但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则表现平平。我国工业产业政策的综合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较高,仅次于俄罗斯。因此,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在注重工业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和创新效益的同时,还需要继续提升工业产业政策的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要使中国在工业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