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进行的一项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文中提及的“南斯拉夫”(或“前南斯拉夫”)，一般是指1945-1991年南斯拉夫联邦所涵盖的疆域范围。 本文从南斯拉夫所处的文明结合部这一地缘特征出发，围绕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起伏消长，挖掘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文化和制度根源，梳理和考察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互动。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1、民族主义为何成为威胁与破坏南斯拉大多民族统一的顽症。2、南共联盟处理民族问题失策的根源何在。3、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与冷战后国际关系。作者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到16世纪，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异的基础上，整个南斯拉夫已分裂为西欧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三大块，形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分野与交融同时并存、交错重叠的状态。这种民族文化错综复杂的状态，铸就了南斯拉夫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冲突。由此，文明断层带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其二，在对南斯拉夫具体国情(尤其是民族问题)认识比较成熟的基础上，铁托为首的南共以联邦制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南斯拉夫联邦时期民族问题从缓解到激化的消长历程，其缘由并非在于南共对联邦制这一国家结构的选择，而是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改革中，其联邦制发生了过度分权、强调民族绝对平等的“邦联化”畸变，这种制度变迁上的失误才是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浮水面的主要原委。 其三，20世纪末南斯拉夫失去了冷战时期在东西方对抗中所享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自身还在苏东剧变大潮的冲击中发生着深刻的体制变迁，与政治、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民族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并引起一系列愈益惨烈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着巴尔干半岛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世界各大国和国际集团也从各自利益和战略意图出发，进行纵横捭阖的干预，甚至从调停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导者。由此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明显呈现国际化的特征和趋势，成为错综复杂的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发展的多棱镜。 本文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篇两章是关于20世纪中叶以前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历时性研究。 第一章从文明结合部的视角阐述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形成的地缘、民族、宗教、文化、历史基础。指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不仅内涵复杂，而且由来己久，这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文明结合部关联密切。南斯拉夫地处欧洲文明断层带南段，西方天主教拉丁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在此三足鼎立，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造就了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内在文化根源。 第二章在16世纪到二战结束400多年的历史大跨度中，宏观考察南斯拉夫各族的民族认同与冲突。内容为:在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的历史背景五近代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虽然一战促使南斯拉夫统一民族国家梦幻成真，但王国大塞尔维亚主义霸权统治无视克族等非塞族的民族权益及他们的联邦主义要求，致使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在原有基础上明显突出。二战期间法西斯唆使南斯拉夫各族间相互仇杀，严重地加剧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隔阂和仇恨。 第二篇四章集中分析联邦制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是研究冷战时期南斯拉夫联邦民族问题的消长起伏，内容为:在“兄弟团结和统一”的民族政策指导下，铁托为首的南共在取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以联邦制重新建立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也一度得到缓解。但随着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南斯拉夫民族关系再现危机;在80年代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科索沃地区阿族骚乱成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重新激化的标志。 第四章主要从宪政改革的视角论述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对民族问题的影响。指出:联邦制作为南斯拉夫国家结构形式，原本是南共蒸秘民族问题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然而在南斯拉夫联邦制的演变却最终陷入了“邦联化”的陷阱，从而在分权与集权的失衡中加速了南联邦的解体。 第五章侧重考察南斯拉夫联邦经济体制对民族问题的消极影响。内容为:在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论指导下，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的演变出现过度分权的弊端，既使联邦中央失去了必要的政府干预能力，又使联邦统一市场分割为各个相互封闭的地方经济体系，造就了各共和国经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经济基础。 第六章专就南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进行分析。指出:在民族政策貌似公正的外表下，南共政府实际却犯下把民族平等和差异推向绝对的极端化错误;在错误的“弱塞而强南”观念指导下，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推行钳制塞尔维亚的路线:另外联邦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还表现为民族概念的混乱，包括人为地制造波黑穆斯林民族;这一切均埋下了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祸根。 第三篇三章侧重对冷战后时代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国际化的研究。 第七章阐述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内容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