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屏蔽到逐步被认知的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直都被认为是次于文本和作者的角色。因而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也没能给予充分的深入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凸显,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课题。随着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注入翻译研究,译者作为在翻译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角色,其核心地位得到确认。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指导下,本文拟通过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来探讨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接受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姚斯和伊瑟尔。综合两人的观点,不同人的期待视野和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为读者解读文学作品的差异性提供了可能性。作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和范式,接受美学将关注的焦点由重文本,重作者转向了重文本读者。根据接受美学观点,读者的接受反应被置之于首,也就是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应该更多的考虑到目标读者的审美倾向和接受能力,读者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经历,即读者的“期待视野”。此外,文学作品中的空白点和不确定性也是连接作品的创作意识和读者的接受意识的桥梁。同样,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和译文的创作者也必须重视目标读者的接受反应以使自己的解读能契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实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视野融合。《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特色成就了一部美国经典文学作品。自1951年首次出版以来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作品中对时代背景的反映、叙述方式以及人物刻画都有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应该说这是一部生动的,引人深思的小说,因此也享有盛誉并陆续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其中,中文版本有两个译本(施咸荣译本和孙仲旭译本),分别以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在不同时代向读者展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魅力。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这部作品的施咸荣译本和孙仲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中的“期待视野”、“空白处及不确定性”和“视野融合”等观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施咸荣先生的异化翻译策略和孙仲旭先生的归化翻译策略体现出在接受美学理论框架下两位译者根据各自的期待视野在文学作品的未定性具体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在译者的主体性及创造性发挥中充分参与重构原作品。这样,每个译本都成为了译者具体化的产物,即译者已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另一个创作主体。本研究还认为,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极富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都值得去做无穷的探讨和阐释。一个译本并不足以融合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期待视野,只有通过多次解读和阐释才能让读者不断接近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原文的真正意义,继而成功挖掘和呈现经典作品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