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犯罪性质、规模、数量的变化,为罚金刑的立法、运用和完善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实践条件。同时为有效发挥罚金刑的刑罚功能,客观上提高了罚金刑适用的要求。采用不同的刑种配置模式反映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并将影响刑罚的实际适用效果。本文通过文献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国必并科制罚金刑的大范围适用,暴露出罚金刑趋重化、扩大化和司法的空判化问题。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刑罚价值的意义及罚金刑价值的历史变革。对中外罚金刑的历史发展与利弊分析,指出罚金刑在各时期的适用变化均有其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深刻背景和现实需要。我们应理性地分析与比较,不能盲目脱离我国国情,不能以国外大量适用罚金刑而认为我国也必须提高罚金刑的适用率。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我国罚金刑立法的发展过程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罚金刑立法急剧增加的背后,重点指出目前罚金刑适用的弊病:以必并科、无限额罚金为主;重罪适用罚金多与轻罪适用;对贪利性犯罪适用不彻底。从而导致我国罚金刑未能充分发挥有效的刑罚功能。第三部分:主要反思我国在罚金刑立法价值取向上的偏差。一方面是基于我国传统重刑文化中缺少非监禁刑的刑罚观以及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加剧的现状;另一方面,由于理论研究中未能全面揭示罚金刑的刑罚价值而过于追求罚金刑的犯罪预防功能。第四部分:指出我国罚金刑立法的应然价值取向为重视罚金刑的刑罚价值,转变重刑观念,且罚金刑立法的首要根据是报应惩罚理念而非预防犯罪,应以刑罚报应观限制功利观,防止罪刑失衡。第五部分:指出我国并科罚金刑的设置应考虑必要性和可罚性,改变必并科罚金刑为得并科罚金刑,提高罚金刑适用的惩罚性并明确罚金刑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