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中,重译现象十分普遍。同一个文本,往往有不同译者的不同译本；即使是同一译者,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产生出不同的译本。纵观目前有关重译的研究,大多只是遵循传统的规定性范式,侧重具体文本的语言变化,通过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从而做出价值判断。这种缺乏深入窥见不同译本产生的社会、历史等诸多影响因素迥异性的做法实则无法对重译现象给予客观全面的解释。现代阐释学注重文本的开放性,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也对文学重译现象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阐释学是一种探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它经历了从神学阐释学逐渐发展到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漫长过程。作为哲学阐释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的伽达默尔更是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阐释学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地位。近几十年来,随着哲学阐释学理论研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人员开始将目光投射到阐释学理论,并且正在逐步展开系统的研究。事实上,阐释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任何翻译都是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的,因此译文就是理解的产物。而理解恰恰又是现代阐释学的基础和核心,故翻译实质上就是读者(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以原文为中介进行的对话,是一种动态的阐释过程。伽达默尔认为所有的理解者、理解对象和理解行为都是在历史中进行的,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也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因此不同时空,不同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译者总会带着自己的视域去理解作品,并与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产生出新的视域,形成带有各自效果历史特色的译文文本。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为文学重译现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切入点。本文以美国废奴文学的丰碑式小说Uncle Tom’s Cabin及它的三个中文译本为个案,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影响文学重译的两个重要因素：翻译背景和译者能力；同时论证了三位译者是如何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从而做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由此得出文学重译是译者自身的理解与特定历史阶段相结合的一种动态阐释,是合理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