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法”在语言与性别研究中(即认定男女间的语言差距必然存在)(Bing&Bergvall,1996)已经逐渐展露了其不足(Bonnie Mc Elhinny,2003)。语言与性别研究理应在动态语境下,结合其他社会因素,如职业,教育背景等来进行研究(Freed,2003:609)。然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限,许多学者仍然将自己的研究点置于“二分法”的框架中。因此,本论文主要采用定性方法,摆脱“二分法”的定势,从数据出发探讨差异是否存在于两性语言中,并对不同性别语言的人际功能(Halliday,1994)进行研究,这对更好地理解男女语言行为有一定的帮助,有助于减少两性交往中的语言误解。本论文选取《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中四位男女评审(汪峰、那英、哈林、阿妹)盲选过后8集淘汰赛中的470条评价话语作为研究语料,采用评价理论的子系统——介入系统作为理论分析框架。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家James Martin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研究人际意义的理论,介入系统则通过调节对话空间来表现说话人的立场及态度。介入系统中的自言资源将命题置于完全的主观性中,排除了对话性;而借言则通过承认对话空间并对其进行调节来表明说话人的立场;借言由压缩对话空间的资源及扩展对话空间的资源组成。本论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男女评委在积极评价以及消极评价时,对于自己组成员及外组成员,分别采用的是哪些介入资源?(2)通过上述语境下使用的介入资源,男女评委是如何实现各自的人际目标?(3)在上述语境中,男女评委为何会采取相应的介入资源来协调人际关系?通过详细的定性分析,辅以部分定量的百分比分析,本论文具体发现如下:I.在不同语境下,男女评委均有更强烈的使用积极评价的倾向,消极评价数量十分有限。通过积极评价,评委们巩固了与观众及选手们的团结,也缓解了后续淘汰环节可能引发的紧张人际关系。同时,只有汪峰和那英通过自言和压缩话语空间对自己组学员采用了消极评价;在对外组学员的消极评价中,女性评委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内差异:那英和两位男性评委的倾向一致,更多地使用了压缩话语空间的介入资源,提高了其他人对其观点提出质疑所需付出的人际代价。II.在对自己组学员的积极评价中,男女评委都倾向于使用介入系统中的借言资源,承认其他话语的存在及可能性。同时,在其他介入资源的对比中,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自言,女性则多使用混合资源(自言和借言,或者借言的两个分支)来减少其他观点提出所需付出的人际代价;与传统“二分法”中观点不同的是,在借言的子资源分布中,女性评委使用了更多的话语空间收缩资源,承担更多的评价责任,而男性评委使用了较多的话语空间扩张资源,将评价话语所需承担的责任减少。III.在对外组学员的积极评价中,男女评委同样倾向于更多地使用借言资源,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性别间相似性:汪峰和那英使用更多的介入资源来收缩话语空间,而哈林和阿妹更大程度地开放话语空间,对语篇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声音留一定的空间和尊重。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语言并不存在永恒一致性,相反地,性别内差异及性别间相似性都是根据不同语境和话语实践在变化。传统“二分法”里认为的男女间话语存在必然差异的结论在本次研究中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本论文作者通过小组采访,收集他人关于此语言现象的看法,得出结论:社会建构论(Eckert&Mc Connell,1992)以及其框架内的实践社团理论(Wenger,1998)对于解释文中介入资源使用的性别间相似和性别内差异有一定的帮助。其他社会因素,如个性、生长环境、教育背景、职业等,对于语言形式的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小组采访中还发现了人们逐渐改变的男女性别模式:人们开始认可并接受女性更为苛刻而男性更为温和儒雅的形象。该研究通过介入理论研究性别语言的人际意义,丰富了性别研究的理论及实践,进一步验证了社会建构论在解释语言性别现象中的实用性,同时也增强了评价理论在中文语料中的应用性。